1.从问题出发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当代价值就在于能够分析和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来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解释，进而用以指导问题的解决，正是把握和实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不能泛泛谈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应当通过问题的研究，使其理论价值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
应当看到，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其规模还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空前的。与那些西方早发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由于我们发展的背景不同、发展的起点不同、所处的国际位置不同、发展的导因不同、推进方式不同，因而导致的发展逻辑不同，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颇为特殊。这些矛盾和问题之所以是特殊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以致常常被称为“两难困境”。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这样一些“悖论”性的矛盾和问题：一是浓缩与循序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发育而后臻于成熟的阶段，即现代化是一步步循序渐进发展起来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则失去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历史给予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短短的时间中，不仅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近代化路程，而且要迎头赶上当代现代化的潮流。在这两步并作一步走的浓缩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矛盾就转变为共时性矛盾；矛盾的空前集中，使得问题解决的难度也明显加大。二是滞后与超前的矛盾。由于发达国家是按照胚胎发育式的渐变道路走过来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彼此协调，因而基本不存在什么发展的“瓶颈”现象。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现代化，显然不能四平八稳、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的老路，亟须有一种超前的眼光盯住世界现代化的潮头，加快发展进程，由此便引发出滞后与超前的发展难题，如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的滞后以及人才、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滞后等，都成为发展的制约因素。三是机会与压力的矛盾。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大量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发展压力，其压力主要来自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条件、基础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即使看到了机遇也很难抓住，就是抓住了也难以得到有效利用。机遇与条件的脱节，致使发展常常处于停顿、搁浅的境地。良机一旦丧失，结果是可能再次错过机遇，造成发展中的恶性循环。四是解构与重建的矛盾。现代化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传统社会解构与现代社会重建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解构与重建曾经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其间也出现过剧烈的社会冲突以至某种反复与倒退，但总体说来，由于这些国家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新旧体制的“磨合”与交替，因而没有出现太大的动荡与逆转。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解构与重建的任务，实现社会整体转型，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由于旧的体制一时难以彻底瓦解，新的体制又一时难以建立健全起来，因而必然加大社会发展的摩擦。如果处理不当，又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五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既是一个自觉适应现代化潮流的世界化过程，又是一个能动创造、开拓进取的民族化过程。但是，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在实践中并非那么好处理：过分强调民族化，可能会离开世界文明主潮流；过分强调世界化，又会脱离本国实际，使现代化难以成功推行。这就有可能形成冲突，导致发展的波折。所有这些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都举足轻重。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些矛盾？简单地搬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显然不行，必须结合实际情况，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这些矛盾、问题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认识和解决办法。这样的分析、研究，既促进了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又促进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具有当代价值。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共性问题，那么，我国在其发展中还有着自身更为特殊的问题。我国的人口如此之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如此之少，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发展如此之不平衡，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随便拿出哪一个问题，都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再将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可谓难上之难。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既加快经济增长，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是面对的严峻课题。对于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要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寻求答案，但确实需要用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探索，以形成新的解决思路与办法。这种分析、探索的过程，自然也是提升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过程。
所以，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就在于契合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能够启发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并给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以正确的理论指导。
2.从发展的经验教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要减少失误，顺利推进发展，必须注意总结经验教训；要总结好经验教训，必须对发展不断加以认真反思；而要做到成功地反思，又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予以高度关注，一方面从中获取思想资源，吸取灵感、方法，另一方面又促使其自我反思，升华其当代价值。
虽说现代化的推进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些国家的现代化则基本没有启动，还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夭折。总的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乏成功的经验，但也有着大量沉痛的教训，如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对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过分依赖等。这就涉及现代化推进过程中自身的能力与条件的问题。因为只有具备了一系列能够维持和促进社会变革、发展的能力和条件，现代化才能成为一种“自我维持增长”的进程。就发展的条件来说，“后发型”现代化的情况是非常特殊和复杂的，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四个相互联系的命题：第一，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内源发展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来者”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第三，同是后来者，某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并不一定就是另一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第四，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后来者中，其社会结构中与较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17]列维的分析应当说是比较深刻的，他提醒我们注意客观估量自己的现有条件，并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来推进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确实给我们的发展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通过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入探索。
要顺利推进发展，不光是要善于总结国际上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要特别注意总结我国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国的现代化历经坎坷，可谓“九死一生”。且不说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磨难与艰辛，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纲领，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党的“八大”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些重大判断和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对实践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后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的发展走了严重弯路，甚至遭到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重新转轨定向，使现代化建设真正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短短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对此，国际社会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不过，应当看到，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必然严重制约今后的发展。而且，还要看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贫富悬殊加大、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甚至出现社会动荡。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能否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对于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现在才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确实是一大理论创新，它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要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其理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在有关科学发展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在以人为本、克服异化、避免两极分化、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消化、吸收。这种研究和消化、吸收，既对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和深化，又给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更具有当代意义。
3.从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中来看待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不是自封的、自我认定的，而是在同其他发展理论的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正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所说：“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确实无误的标志。”[18]马克思虽然没有赶上当代发展研究的各种论战，但其思想还是被卷入了今天的论战。无论是赞成马克思的也好，还是反对马克思的也好，只要谈到发展的基本理论，总是不会撇开马克思。因而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能游离于当代发展理论研究之外。
当代发展理论林林总总，但大致说来，主要是沿着这样一些学科方向分化和发展的：
首先是经济学上的发展理论。发展理论最初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而发展经济学起初又主要是“增长经济学”。从对经济增长的探求中，相继产生出各种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理论，如从现代凯恩斯主义者中间产生出了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论、索洛-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卡尔多-琼·罗宾逊的新剑桥经济增长论等；从非凯恩斯学派中间产生出熊彼特的经济发展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缪尔达尔的经济发展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要素论等。这些增长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把发展视为“经济增长”。但是后来的实践发展对此提出了尖锐质疑：经济增长是否等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相继出现了“满足基本需求论”、“增长加公平论”、“新发展观”等。随着对发展概念的拓宽和加深，发展经济学逐渐注意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因而研究的重心又转向“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论”。
其次是社会学上的发展理论。发展社会学最初的理论形态就是“社会现代化理论”。它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美国的一批社会科学家首先创立的，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它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而这种进化和发展是单线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原因，其现代化的实现，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就表现为“西方化”的过程（即所谓的“连续模式”）。这一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遭到了依附论的批判，依附论强烈反对只从社会内部因素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问题，主张从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控制来解释不发达现象；坚决反对“西化”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现代化，只能与西方国家“脱钩”（即所谓的“隔断模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继续借用依附论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改从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它拓宽了研究的思路，避免了单纯内因与外因分析的倾向，但其解释框架也有理论局限，因而未能在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这样，理论发展后来又出现了多元化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