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教师家庭。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我并不认为我“生不逢时”，相反，我非常庆幸我有这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我的哲学研究和学术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际上，“经历”本身就是一笔财富。
当然，我们这一代不同于老一代。老一代在战争年代，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度过，我们这一代在和平年代，在不断的精神苦炼中生存；老一代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这一代“敢问路在何方”。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苦苦追求。
感谢邓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并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和地。1977年，在那个“解冻”的年代，我走进了安徽大学哲学系，成为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并从此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我进入哲学研究的“快车道”；1988年，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从此，我走向哲学的深处；陈志良教授宽广的视野和无私的帮助，使我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展开了哲学研究。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这位挚友。从他们那里，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家的文采，而且看到了哲学家的风采；不仅学到了文品，而且学到了人品，并从此在哲学研究中一发而不可收。
实际上，我最初选择哲学实属“误入歧途”。中学时期，我主要的兴趣是在数理化方面，并且成绩优异；高考之前我担任过中学数学老师。所以，我最初志向是报考理科。然而，在高考前夕，一位哲学先行者——陈宗明老师告诉我：哲学是一个诱人的智慧王国，中国需要哲学，而你的天赋更适合学哲学。就是这一次谈话，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在高考前夕改变了最初的志向，选择了哲学。
从此，我踏上一块神奇的土地，至今仍无怨无悔。今天，我已与哲学连成一体，或者说哲学已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之中。哲学适合我，我也适合哲学，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存。当然，我也深知，哲学思维极其艰辛，谁要选择哲学并想站在这一领域的制高点上，谁就必然在精神上乃至物质上选择一条苦行僧的道路。“光荣的路是狭窄的。”（莎士比亚语）
我之所以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并不是因为哲学“博学”，无所不知，实际上，“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赫拉克利特语），而无所不知的只能是神学；并不是因为哲学“爱”智慧，实际上，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它给人以生存和发展的勇气和智慧，这是一种“大勇大智”；并不是因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或者说，是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科学，实际上，哲学并不等于科学，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使“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成为“多余”的了，在现代，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所谓的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只能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
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我的这一心路历程的牵引线就是，哲学与人和“人生之谜”密切相关。无论哲学是把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转向人与社会的关系，归根到底，关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显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形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的不朽主题，那么，人则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如果哲学不重视人，人也就不会重视哲学。哲学之所以使哲学家们不停思索、寝食难安，就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始终关注着人，而“在某一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不能认识人类，正是由于研究人类的缘故”（卢梭语）。一幕没有主角的戏是无法上演的。如果哲学甘愿把自己的主角——人让渡给其他学科，那么，它就会像浮士德一样，把自己抵押给靡菲斯特了。
“哲学关注人”并不是说它要研究人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来说，重要的是要解答“人生之谜”。在我看来，人生观是个哲学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医学、生物学、考古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等都不可能解答人生之谜，倍数再高的显微镜看不透这个问题，再好的望远镜看不到这个问题，亿万次计算机算不出这个问题……；人生观也不仅仅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因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必然渗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生的不同看法必然包含着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千古绝句表明，人的生与死本身属于自然规律，而生与死的意义却属于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留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是如何处理人与历史规律的关系。任何伟大人物一旦违背历史规律并同人民群众相对立，其结果只有一个——“霸王别姬”。人生观并非仅仅是一个对待人生的态度问题，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人生观是哲学问题。反过来说，哲学只有关注人并解答“人生之谜”，才能既可信又可爱。
我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哲学研究，那就是：重读马克思。
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而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哲学的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凸现出来了，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哲学。
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坦言：马克思哲学是我们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认为，在现时，历史研究要想超越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杰姆逊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种“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即“整体社会的视界”，从而“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萨特、福柯、杰姆逊对马克思哲学的评价是真诚而公正的。在当代，无论是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新托马斯主义，还是用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现代新儒学来对抗马克思的哲学，都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在我看来，这种对抗犹如当年的庞贝城与维苏威火山岩浆的对抗。
实际上，“重读”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斐尔……都是为了从永垂不朽的大师那里汲取巨大的灵感和超卓的智慧，“风流犹拍古人肩”。伟人是这样，凡人更应如此了。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的哲学置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我以为，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了；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旧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局限性，同时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验到思想家们追求真理的悲壮之美。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同时进行理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补课”。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如此。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对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人类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法“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以至人类学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重读马克思，使我得出了一个新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认识，即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
与传统哲学关注整个世界即宇宙不同，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现存世界即人类世界，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即以现实的人及其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当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人类世界时，他就同时在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世界的依据。这个依据终于被发现，这就是人类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通过实践使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然与社会“二位一体”的人类世界；在人类世界的运动中，实践具有导向作用，即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重整河山”，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重建世界。换言之，实践构成了人类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世界真正的本体。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生成的本体，人类世界因此成为一个不断形成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性体系。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为什么是实践本体论。
从哲学史上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动一次震撼人类思想史的哲学革命，关键就在于，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