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地，它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前的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如果这对于反对一般地决定资产阶级社会的诸意识形式的精神行动是有效的话，那么，它对于哲学的行动来说就尤其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意识必然地把自身看作像纯粹的批判哲学和不偏不倚的科学一样离开世界并独立于世界的东西，正像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律好像是超出社会之上似的一样。应当由作为工人阶级的哲学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去同这种意识进行斗争。只有当整个现存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
（王南荣新海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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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这一点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著名的结束语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类似的论述几乎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从他们许多不同的生活时期中发现。例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版序的最后一句。
[3]尤其参见在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驳斥和恩格斯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一篇文章的导论。恩格斯把1848年以前的从一开始就由马克思的名字支配的德国社会主义，描述为“一个从黑格尔哲学的废墟上产生的理论运动”，显然完全与资产阶级哲学历史相符合。他称这一趋势的追随者为“过去的哲学家”，并且直接地把他们与构成两种趋势的另一派的“工人们”相对照，这两种趋势在1848年融合成了德国共产主义。
[4]在梅林的《马克思传》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一章里，有类似的论述。比较一下梅林的论述与古斯塔夫·迈耶的《恩格斯传》的相应部分，人们可以看到梅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遗憾的是，这些著作仍然没有完全出版）的意义理解得如此之少。
[5]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冯·赛多在他的《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关于理想王国的思想》中所作的下列论述：“就理想的观念被历史化而言，它失去了它的爆发力，因为在德国唯心主义中，正是理想给予历史以逻辑性，并把它从一连串的事件变成一系列的概念。如果理想是一个逻辑—历史的必然性，那么，为之努力奋斗是不成熟的和无意义的。对理想概念的这种阐明，是绝对唯心主义者的成就。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盛行到可预见的未来的话，那我们是应该感谢他们的。当统治阶级把自身从唯心主义的历史幻影中解放出来，并且经常地把他们的行动意志变为行动的勇气时，无产阶级却仍然信仰那来自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残骸。应该估计到，这种巧妙的情形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像在所有别的基本问题上一样，对这一成就最有贡献的是费希特。”在注脚中，冯·赛多十分明确地说，这一事实“可以用于反对那些或多或少地公开宣称哲学在政治上不重要的人”。
[6]康德在纯粹思想领域中也喜欢使用“革命”这个表达词。但我们应当说，他在此意指着比当今资产阶级的康德主义者更具体得多的东西。这应当联系到康德在《学科间的纷争》和在其他地方关于现实革命事件的许多论述：“一个在思想上有天赋的民族——比如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着的一个民族——的革命，唤醒所有的旁观者（他们本身不是直接卷入者）以几乎近于热烈的方式去赞同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这种现象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种事件太伟大、太与人类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它的影响太广泛地遍布世界，以致人民将不能不记得它，并且当环境顺利的时候，不能不觉醒起来再次企图实行它。”康德的这些论述以及类似的论述被收入《十八世纪德国政治文献》第1卷中。
[7]众所周知，马克思充分接受和有意识地发展了黑格尔关于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日耳曼和法兰西两个民族所扮演的角色分工的观点。参见所有他的包含有这样论述的早期著作：“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因此，德国人在现实世界里的命运在于他们“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后面要讨论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注明的日期是这一年。也正是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看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通过对全部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抛弃了他们的“早期的”哲学世界观。从那时起，在哲学问题上他们进行论战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服或者击败他们的对手（如蒲鲁东、拉萨尔和杜林），不再倾向于“澄清他们自己的见解”了。
[9]事实上有那么一些资产阶级的，甚至（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严肃地想象，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废除国家（不同于反对国家的特殊的历史形式）的时候，只涉及术语上的不同。
[10]就这里引证的那段话的形式而言，恩格斯的论述所包含的显然不只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在恩格斯断言为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结果的东西与黑格尔已经表明是他的辩证的唯心主义见解的结果的东西之间，看起来没有原则上的不同，甚至黑格尔也要求每门科学都清楚它在总联系中的地位；然后他沿着下列思路继续说：由此可见，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从字面上看，这里要求的东西是同恩格斯把哲学变为科学的要求对立的；但是，它们在实质上是意指同样的事情。二者都要克服个别科学和凌驾于其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把各个个别科学合并于哲学之中表达了这一点；而恩格斯则主张把哲学渗进各个个别科学之中。在两种情况下，似乎有同样的结果：个别的科学不再是专门科学，同时哲学也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了。然而，后面将表明，在黑格尔和恩格斯之间是纯粹字面上的不同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更多的东西。这种差别在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特别是他后期的论述中，不像在那些马克思单独写作的或与恩格斯合写的早期著作中表达的那样清楚。在这里重要的东西是，尽管恩格斯总是避免说“实证科学”，但他仍然要在“哲学”（思维及其规律的理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内保留一块有限领域的独立性。当然，这里引起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他们的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到底意指着什么。
[11]后面将表明，甚至一些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不幸地近于接受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且，前面引证的恩格斯的论述能够被理解成这样的意思：实质上，哲学已经在思想上被黑格尔自己无意识地克服和废除，然后由于唯物主义原则的发现而被有意识地取代。但是，我们将看到，尽管有这些现象，恩格斯阐述这一观点的方式还是没有能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真正含义。
[12]那些探讨过列宁的著作但对它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前后联系缺乏较深理解的人，可能会认为列宁在事实上已接受了这些资产阶级的道德的、心理学的和意识形态的见解。可能引导他们误解列宁著作的东西，既有列宁用以抨击“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极其严厉和涉及人身的方式（在这方面是忠实的马克思的信徒），也有列宁在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方面对原文的博学和精确。但是，仔细阅读会相当清楚地表明，列宁从未求助个人因素去解释在国际上已发展了几十年的那个变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地贫困化，并堕落成为庸俗马克思主义）。他把他对这种因素的使用只限制在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个时期的一些特定历史现象上，那时，即将来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是清清楚楚的。宣称列宁认为偶然的和个人的特性对于世界历史或者对于解释特定的历史现象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歪曲。另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解释涉及较长时期，个人的因素自然必须只充当一个不重要的解释性角色。人们能够容易理解，列宁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总是以这种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方式写作。但是，《国家与革命》的序言和第一页证明了，他也恰恰没有认为这一理论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在意识形态上“重新建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13]但是，较晚一些的著作，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历史上看也属于这一阶段。
[14]这段话对于具体地解释《开幕词》是极为重要的，但当考茨基在他的《通信集》的1922年版序言中引证这封信的大部分时却别有用心地省略了这一段。这样降低了1864年的《开幕词》的调子之后，他就能够使它显示出与1847～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激烈风格的对立，与“第三国际的非法代理人”的对立。
[15]在1914年或1918年以前，一个无产阶级的读者或许会认为，希法亭和那些说了这些话并宣称他们的著作有着客观的和普遍的有效性（独立于任何阶级基础）的其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出于实践上和策略上的考虑而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后来的实践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像保罗·伦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例子表明，这种“科学的知识”可以很完美地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与此相联系，人们还可以提及这里作了批判的希法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所作的区别，这一区别是西姆克霍维奇——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批评家——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中作出的最荒谬的结论。仅仅由于这个理由，这本书也是有独创性和令人感兴趣的；M.鲁比诺夫在《从现代统计学看马克思的预言》一文中对此作了广泛的评论。
[16]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这个论题的辛辣的妙语。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9]恩格斯补充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也可以参见在《资本论》2版跋中马克思自己的著名论述。
[20]全部这些表述都引自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这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方法论见解的最丰富的源泉。
[21]对恩格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的这些论述作更为完整的分析，表明他只是强调了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存在的一种倾向。恩格斯接受了全部社会历史现象（包括意识的社会历史形式）最终由经济所决定这一论点，并补充了另一点，即甚至更为决定性地“由自然所决定”。恩格斯这个最后的转折和发展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像正文中的引文相当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它决没有改变意识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辩证观。
[22]关于新唯物主义对于宗教和家庭的观点的结论，请参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在那里它们被第一次提出；并参见《资本论》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