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革命活动的不同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在经济学的水平上，或者在更高的政治和法的水平上，或者在最高的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水平上论及过意识对于现实的关系。探询这些评论（论述）的目的在于什么方面，总是必需的（尤其是在后期，他们几乎只是进行评论）。这是因为，他们是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和思辨的方法，还是针对“普通的方法，尤其是沃尔夫的再次成为时髦的形而上学方法”，他们评论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在费尔巴哈“清除了思辨的概念”之后，后者再次出现在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的新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之中，“甚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它的鼓舞下“写下了一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从一开始，马克思必须弄清的只是他们的见解与前者，即黑格尔的方法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方法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改变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它从一个表面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潜在地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转换成为一个明显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与社会观点的指导性原则。黑格尔已经告诫过人们，哲学—科学的方法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地应用于任何内容的纯粹思想形式。它毋宁说是“以其纯粹本质表现的整体的结构”。马克思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中，主张同样的论点：“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末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18]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逻辑的和方法的问题，就是说，“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19]。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着这样一种抽象的思辨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黑格尔留下了他的辩证方法，并且不同的黑格尔学派以甚至更为抽象和更为形式化的方式发展了这种形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了一些强有力的相反的论述，诸如：全部思想无非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甚至最一般的思想范畴也只是“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思想理解为实在的对象“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20]。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反对那种把关于直接给予的现实的思想、观察、感知和理解与这个现实对立起来，好像前者自身也是直接地被给予的独立本质的非辩证法的方法。这一点在恩格斯抨击杜林时所说的一句话得到了最好的说明。这句话确实是双倍确定的，因为人们广泛地相信，后期的恩格斯完全堕入了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中，而不同于马克思——他的更富于哲学家气质的文友。正是在恩格斯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在他把思想和意识描述为人脑的产物，把人类自身描述为自然的产物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反对那种把意识和思想“当作某种现成的东西，当作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的完全“自然主义的”世界观。[2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不是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前科学的、超科学的和科学的意识，不再超越于和对立于自然的和（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黑格尔说，个人的理论意识不能“跳过”他自己的时代、他那时的世界。然而，他不是把哲学嵌入世界之中，更多的是把世界嵌入哲学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的这第一个区别，是密切地相关于第二个区别的。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共产主义的工人们很好地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这段具有充分的唯物主义明晰性的话说明，如果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这些形式只有在迄今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这对于诸如宗教这样最高的社会意识形式，对于诸如家庭这样中等水平的社会存在和意识也是适用的。[22]这个新唯物主义的结论蕴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并在马克思1845年为了澄清他自己的思想而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到了明确和广泛的发展。“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认为这意味着实践上的批判完全可以取代理论上的批判，是一个危险的误解。这种观念只是用相反的反哲学抽象的纯粹的实践来取代纯粹理论的哲学抽象。不只是在“人类实践”中，而且是在“人类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马克思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才找到了对“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的合理解决。辩证法从它的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形式向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转化，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它就是那种“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甚至在黑格尔那里，“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包含于实践的东西之中”。“我们不能这样设想，人一方面是思维，另一方面是意志，他一个口袋装着思维，另一个口袋装着意志，因为这是一种不实在的想法。”对于黑格尔来说，概念在它的“思维活动”里（换句话说，在哲学里）的实践任务不在于普通的“实践的人和感性活动”（马克思）的领域之中。而宁可说是“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相反，马克思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澄清了他自己的辩证方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并不像那些追随者们想象的那样，意味着全部哲学被证明只是幻想。它只是表达了对于所有那些不同时是实践——现实的、世俗的、内在的、人类的和感性的实践——和基本上只理解它自身的哲学观念的思辨活动的（不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理论的明确拒斥。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
我们现在已经指明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和现实的关系的概念来说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真正的结论。同时，我们也指明了，在各种各样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在他们对待所谓精神现实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态度中发现的所有抽象的和非辩证概念的错误。马克思的名言不仅在狭窄的意义上对于经济的意识形式是正确的，而且对于所有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正确的：它们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非常客观的和非常实际的”社会现实，因此，“必须以实践的和客观的方式来消灭”。正统的资产阶级常识的天真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思维独立于存在，并且把真理定义为思想同外在于它并由它“镜子式地反映”的对象相符合。这种观点仅仅确认，所有经济的意识形式（前科学的、非科学的和科学的经济学自身的经济观念）有一种客观的意义，因为它们符合于现实（它们所理解的物质的生产关系）——而所有更高的表现形式则只是缺乏客观性的幻想，在推翻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和废除了它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之后，将会自动地消融于它们必然的虚无之中。就像一种影像与它所反映的对象相关联一样，经济观念自身只像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相关联着的。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以整体的一个特定的部分与这一整体的其他部分相关联这种方式而相关联的。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一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归属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整体的。这个整体也包含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以及它们的显而易见的对象；这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们——“私有财产的理论家们”（马克思语）——以一种观念上颠倒的方式把它们当作独立自在的本质。最后，它也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宗教和哲学这些更高的意识形态。如果看上去不存在这些表象能正确地反映的对象，那么，这是因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表象没有特别的、脱离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现象而孤立存在的对象。把这些对象与这些表象对立起来，是资产阶级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做法。它们只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正像艺术、宗教和哲学所做的那样。它们的总体形成了适应于其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结构，正如它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适应于这个基础一样。把握了社会现实总体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对所有这些形式进行革命的社会批判。这些形式必须连同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一起并同时像这些东西一样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中被消灭。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上的行动没有使得政治行动变得不必要一样，政治或者经济行动也没有使精神上的行动变得不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