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的目的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尽可能准确地说明马克思深切关注的主要问题和他的科学认识。因此，这里必然不考虑在多数情况下适应不同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而实现马克思所期盼的革命发展的各种尝试。无疑，马克思直到1883年逝世都在期待世界历史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未来社会和政治。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些，他一定能够把握已经开始的发展，并进行批判地分析。
1870年，马克思已经确信，朝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的进步发展必须从英国开始，“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同时它还是”未来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1]。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现实弱点是英国工人阶级和爱尔兰工人阶级的民族分裂的后果。
从传记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这一点早在他在科隆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时就已经可以看出了。1843年，他以普鲁士的林木盗窃法为例，强调指出了对此前任由穷人捡拾掉落在森林地上的枯枝这一许可的取消。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对私有财产和国家财产的无条件尊敬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早期保守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家对新思想进行道德谴责，回忆更美好的传统道德行为，而卡尔·马克思后来通过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是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推动的）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由于生产出一个没有财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而造成人类的痛苦，但它同时以其巨大的动力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人类的痛苦和进步的经济改造的同时出现。对于这一辩证法，他在1853年6月25日的一篇报刊文章中以英国对印度斯坦社会统治的作用为例进行了特别详细地说明。在列举了英国在印度斯坦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无数破坏之后，马克思最后总结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这里以在印度进行的暴力追赶式的资本主义化为例所作出的描述，在马克思看来也完全适合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发展。即使在这里，自私自利的行为也充当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所谓的“原始积累”就是大量剥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者的财产。比方说，这些生产者在耕地变为大面积的牧场、小农生产受排挤的情况下，由农村人口大批变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被投入新兴的工业生产中。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动力已经带来了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界限的扩张，并最终将这种生产方式扩张到全世界。马克思很早就通过由于鸦片战争而不得不开放的中国市场以及合众国向太平洋沿海地区的扩展，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要素。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一点马克思没有否定。更多的地区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这无疑刺激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生命力。甚至马克思所断定的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经济危机也能通过这种扩张较轻易地被消除。此外，在20世纪，各资本主义政府试图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学理论，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来缩短和减缓危机。凯恩斯是20世纪经济和政治发展中一位清醒的观察者。例如，他很早就认识到，《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德意志帝国的各种条约不仅对德国经济而且对世界经济都是有害的。他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看作是对他的这种判断的证明。在美国，F.D.罗斯福的“新政”通过国家措施从根本上克服了危机。
马克思理论阐述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对未来的设想。这或者由于他未能预见到的历史进程而被忽视或者被一般计划经济的简单方案所取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中勾画了一般未来社会中解放了的人的草图。即使这个草图可能超出了可实现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思想，那么它还是值得重视的。马克思1845年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从反面说明了解放了的人类在历史的终点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
人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不应该仅仅是消费可能的增长，而且应该是通过缩短劳动时间而成为可能的个体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它并不致力于最大化地缩短劳动时间，因为它的利润在于榨取剩余劳动（超出劳动价值的再生产的劳动）。而只有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再生产出时，剩余劳动才会增加。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活动是异化了的，因为这种生产活动是在异己（不是它有意识创造出的）的条件下进行的。努力争取到的自由就是对这种异化状态的克服。那么，一切人为了自己的全面发展就应该去利用时间。而这可能产生的条件，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经济”，因此就是指节约劳动时间（以及降低生产费用）。“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5]完成了的、得到解放了的未来社会将不再把人置于强制条件下进行劳动，而是使每个人都可能通过其全面发展了的能力去积极地进行自我实现。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对解放了的未来社会特征的描述比较审慎些。于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6]。不同于此，在1857～1858年产生的《大纲》的草稿中，马克思认为终究将会有一个一切人在其中自由而满意地活动的普遍王国。马克思将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看作是一切个体的这种一般劳动的典范。这种科学的和艺术的活动可以说已经没有强制特性了。
就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未来观而言，重要的是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以消费为指向的观点区别开来。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在他的《增长的社会限制》（剑桥，1976）中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消费的增长越来越多地与所谓的地位财富相关，它总是一再令人感到失望和不满，虽然它无疑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期望的生产的不断提高。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马克思所理解的发展的理想目标不应该是消费的最大化，而应该是各方面令人满意的活动。在情感和理智上体验到的艺术享受和科学认识的享受也属于这种活动，对此我们不应该忽视。
伊林·弗彻尔
2012年春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同上书，1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07～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