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有雨，我们仍依照原计划去了宁都县城西的金精十二峰。刚刚在位于山中的度假村安顿下来，就撑了雨伞，由李先生向导，向翠微峰的方向走。北方苦旱，久不闻这样的穿林打叶声了。曾灿有“遥望翠微峰，草先春气绿”（《望翠微峰》，《六松堂诗文集》卷二）的诗句，于是想到了早春时节，山里山外若有若无的草色，迷蒙在春雨中。
魏伯子说过：“赣属邑十二，而文物则在宁都。宁都林壑最名胜者，又莫如金精，所谓天下福地三十六者也。”（《重修莲花山古寺序（代）》，《魏伯子文集》卷一）季子则以为这里“岩壑灵奥”，未必不能“与通都名胜相轩轾”，只不过行旅者少，不能为世人所知罢了；这种命运，也正与“僻乡之贤”相仿佛（《宁都先贤传》）。
金精洞，因传说汉末张丽英在此飞升而成名胜。“自洞迤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即所谓“金精十二峰”。当魏氏丙戌山居的时候，这里的殿宇已“日就倾圮”，此后易堂中人曾屡次参与修复（《重修金精山碑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
距金精洞百十丈的翠微峰，乃金精十二峰之第一峰。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一《舆地·山川》：“翠微山在金精山前，色如丹霞，故又呼‘赤面砦’。”峰并不高峻，叔子说“四面削起百十余丈”（《翠微峰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邱维屏说“赤石三十仞”（《寄寿熊养及尊公见可先生》，《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七）。但诸子状写此峰，说它巉削，陡绝，却是真的。由色赤的这面仰视，这峰的确如叔子所形容，“如孤剑削空，从天而仆”（《翠微峰记》）。
登翠微峰的路在“坼”即山体的缝隙中，那坼也如叔子所说，“自山根至绝顶，若斧劈然”。至于山路之陡，还是林时益“前足接后项”说得切实（《己亥正月十二日蚤同吴子政过岭迟躬庵友兄登翠微峰访魏叔子季子……》，《朱中尉诗集》卷一）。来宁都前读诸子文字，设想过那些人登山，或有可能借助“荀舆”，由人抬了上去，到了其地，才明白必得手足并用，“扪壁”且“猿挂”。我已爬过了据说最难的一段，却因两臂无力，在有金属杆揳入处停了下来。岂料此后的两天雨下个不停，竟没有了再试的机会。但那十几米的攀爬，已让我约略体会了“猿挂”的滋味。动身之前，我其实已经知道，那山我多半只能“望望竟去，不复上”的，倘勉强攀登，多半会“色勃骨战栗”，以致不能下的吧。据登上了峰顶的同伴说，那里确如当地人所说，一派荒芜，但我仍然以为倘若我能登上，所见所感会有不同。对于未能登顶，我其实也并不那么懊丧；我不知道未亲履其地，是否真的有那么可惜。
翠微峰
石磴中至少应当有部分为当年所凿。由下文将引到的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看，九子当时也装设了“榰木”，使攀登者有所“凭翼”，但照明设备，多半是他们梦想未及的吧。想到那些书生，甚至他们的女眷，就由此上下，甚至叔子七十二岁的业师杨文彩，也能“百磴陟翠微”（《寿杨一水先生七十有一》，《魏季子文集》卷二），而邱维屏返回其河东旧居后，“尝自河东一日往还翠微山教授弟子”（叔子《邱维屏传》），不能不有一点汗颜。谁说书生就必定文弱！宁都的李先生告诉我，据说叔子之妇每由此峰上下，总要痛哭一场。他疑惑地问，“九子”隐居，为什么要选择这里？的确，对于那些妇人，这攀爬是太艰难了。
我猜想，魏氏兄弟的选定了此峰，除了彭氏《易堂记》所举理由外，多半还因了好奇的吧。山为小民提供了现成的避难所，也提供了士夫的避世之地——却往往更在象征的意义上。星子的宋之盛曾引友人说庐山语，说那山“如一巨丈夫，人想慕求识其面，有过李邕”（《续庐山纪事序》，《髻山文钞》卷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人读山，往往将自己也读入其中，读进了山的性情、风貌中。魏氏兄弟的选择翠微峰，很可能也为了寻求象喻，关于自己的人格、襟抱的象喻，为此不惜忍受诸种不便，支付本可不必付出的代价。
但如已经说过的，这一带山算不得高，也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菁深林密，植被茂盛。我们在这一带没有看到古木苍藤、霜皮溜雨、黛色参天，也不曾见悬泉流瀑，甚至绝少听到鸟鸣。那曾经在翠微峰上与诸子争食的“狙公”，自然也早已绝迹，因此少了我设想中的神秘。但山自古，山色自青苍。雨中的凄清，则是肌肤可以直接感知的。我感觉到了山的呼吸。
我知道我所寻访的人物曾在这里生活过，呼吸过这一方空气，踩过这些石阶，曾将话语播散在此处的山风中，播散在苍老而至今依然新鲜的山色树色中。较之遗迹，我所要寻找的，毋宁说更是“气息”，是一些不赖有实物指证的东西。我来到这里或许竟不是为了寻找，而是指望一个尘埋已久的故事，借诸其发生地的潮润空气，在我的笔下苏醒。
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中说：“丙戌冬，闽及赣郡继陷，诸子毕聚，始决隐计。丁亥合坐读史……是冬，诸子言《易》，卜得‘离’之‘乾’，遂名易堂。”据此，易堂的历史应当自顺治三年（丙戌）、四年（丁亥）算起。由此，诸子在翠微峰顶开始了六年左右的聚居。
当时魏氏对于此山，是拥有“产权”的。一些年后，季子之子魏世俨还说：“翠微一片石，虽不得与五岳、五邱相比并，然甲乙之间，邑人以重金营一室基而不可得。”（《送梁质人归南丰序》，《魏敬士文集》卷三）至于“买山”之外，在决定了隐居后，诸子有过何种准备，由他们的文字就不能得其详了。
丙戌正是多事之秋，南明隆武、绍武朝于此年相继覆灭，丁魁楚、瞿式耜等立桂王于肇庆府，以第二年为永历元年。丙戌这年，为易堂诸子所仰慕的方以智，还在南粤漂泊；顾炎武因母丧未葬，欲往闽中赴唐王职方（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召，不果行（《顾亭林先生年谱》）。王夫之于是年上书章旷，“指画兵食”，而在诸子居翠微峰期间，曾举兵衡山，并一度任职永历朝。这一年黄宗羲的经历尤其复杂：曾在鲁王“行朝”，兵溃后一度入四明山结寨；山寨被焚，奉母避居化安山，当易堂诸子在翠微峰上读《易》，黄氏则在另一处山中，“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叙陈言扬句股述》，《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6页），从事有关历、算的著述。
彭士望的《翠微峰易堂记》与叔子的《翠微峰记》，都详细指点了登山路线，犹如一篇旅游指南。《翠微峰易堂记》开篇写金精一带形势，翠微峰的险峻，以下即登山路径：
“峰东首坼微径，仅可容一人，初入益暗，稍登丈余，抵内壁，一孔偻出暗桥下，孔可三尺许。出孔，径益隘，更扪壁侧行，旋折登数十步，渐宽。崩石欹互，如游釜底。再上及阁道，孔出如暗桥，忽开朗轩豁。石穹覆，东向纳朝日，曰‘乌谷’，可容百十人庇风雨。乌谷上栈道梯磴杂出，径视初入益隘。顶踵接，更千步，壁尽，旷朗，磴道益宽。人翔步空际……”
我的同伴登山所经，想必已没有如是之复杂曲折。
据彭氏说，翠微峰“脊坼三干（按即峰顶向三个方向伸展），环周二里许，下视城郭，溪阜陵谷，村圃畎浍，人物草树屋宇，圜匝数百里，远近示掌上”。易堂的位置在中干，“堂广二丈，深二之一有半，北向”，“堂前门外隙地，旧有泉涌出，亦甘冽……”以下写此堂周围的房舍屋宇，于是你知道了，除了“澄碧甘冽寒洁”的泉水之外，这里还有高柳，“垂条拂地”，“濯濯可爱”，有藤萝，有叔子所钟爱的桃花。
写作上述文字的彭士望，已在垂暮之年，“俯仰陈迹”，不胜“今昔聚散存亡兴废之感”。他借诸书写，回味与怀念，用文字爱抚这个他曾与友人聚居过的地方，爱抚那一段往事，记述之细密足证爱之深切。他导引你由宁都出发，循山路进入易堂，指给你看那些林木泉池，鼓励你想象在这些庐舍间流经的岁月，而他本人则先自感动，低回不已。你于是知道了，即使为了避乱的聚居，也不能阻挡文人营造诗意的努力，或许倒是鼓励了此种努力。
季子说此峰“里之人罕登者，登人亦罕真知之”（《邹幼圃来翠微峰记》，《魏季子文集》卷一二）。叔子也说“相传自上古来，无或登而居者”（《翠微峰记》）。也因此那峰顶才像世外。邱维屏就说过，由翠微峰向东看，距他河东故居仅二十里，却像是“有尘海之隔”（《送邹九侯自翠微还归序》）。诸子居住的当时，翠微峰还“灌木郁勃阴森，见者疑有虎豹”（《翠微峰记》）。叔子说他曾于石磴上失足，险些丧命，竟以为“是日以往，皆余年也”（《述梦》，《魏叔子文集》卷二二）。一些年后，叔子出山而作江淮之游，还向别人夸耀翠微峰，用了挑剔的眼光看所见的山，以为“无足当意”（同书卷九《游京口南山诗引》）。
彭士望写翠微峰，目标在为易堂作传，因而力图全景呈现，巨细不遗，务期将那段生活固定在纸上，使之不致湮灭。叔子的文字，较彭氏差胜，记述也较为简明，但他的写《翠微峰记》，兴趣是更个人的，关心更在他本人的生活环境，尤其他的得意之作“勺庭”。他说，勺庭是一处草堂，因池而得名，那池中满是莲花，环屋则是桃树，“予独居之”。一些年后，当倦游的季子修筑了他的“吾庐”，叔子也为“吾庐”作“记”，极言其胜，说在这一带建筑中，“吾庐”所处地势最高，季子在经营上很用心思，除“高下其径”外，还遍植花木，甚至“架曲直之木为槛，垩以蜃灰，光耀林木”（同书卷一六《吾庐记》），以至人们老远就能看到。叔子自称“勺庭氏”，称季子“吾庐子”，都见出对那庐舍的钟爱。季子也颇自得于“吾庐”这一作品，自说“山顶结庐，俯视千峰，烟云来去，日月空朗，时或积雪照床，春花接席”，又每有兄弟朋友“对景谈”（《与刘长馨》，《魏季子文集》卷九），乐何如之。
对高度的追求，与对于超拔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一致——意气豪迈的季子，宜乎有此。
每当世乱，普通人的诸种对策中，会有“避地”这一选择。而在现代武器被用于战争之前，避入山中，通常被作为首选。诸子登翠微峰的次年（丁亥），王夫之曾随其父隐居南岳衡山，只不过时间较为短暂而已。广东的陈恭尹也曾与二三好友入山，有“终焉之计”。顾炎武说卜居华下，那思路中有“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与三侄书》，《顾亭林诗文集》第87页），也关涉着对于山川形势的利用。当然，避地未必非避于山。陈瑚就避于水（崑山的蔚村），也取其处隐蔽，便于藏身。
前于“易堂九子”的登翠微峰，崇祯十一年（戊寅），孙奇逢曾与戚、友有避地之举，“诸友相依而至者数百家”，规模远非易堂所能比拟。其时孙奇逢已年届五十五岁，号称“大儒”，是北方士人中的领袖人物。孙氏避入的，是五峰山的双峰。但孙氏和他的族人徒众次年春天就离去，尽管崇祯十五年十月闻警再度入双峰，甚至第二年三月有守御之事，事平仍然各自归里，较之易堂，属于临时性的集结。孙氏甲申那年春也曾携家入双峰，只是为时更短暂。据《孙夏峰先生年谱》，孙氏“结茅双峰”期间，曾“与同人修武备，兴文学，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诵之风”。
这种在后人看来略具戏剧性的“避地”，在当事者，未必不是在有意地搬演故事。茅元仪（止生）的《扫盟馀话序》，就将孙奇逢的率众入五峰山，与三国时期田畴（子泰）因董卓之乱，“率宗族乡党入徐无山中扫地而盟”相比（《孙夏峰先生年谱》）。只是孙奇逢等人的避地较之于田畴，规模又有不如。无论追随孙奇逢的，还是追随魏氏兄弟的，主要是“衣冠礼乐之士”，双峰、翠微峰均为士大夫的集结，虽有亲族追随，却与其他草民无干。
关于金精山，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其“黄竹、赤面（按即翠微峰）、三岘、冠石诸砦，自昔避兵处也”（卷八八第582页）。
避地自保，选择自然在易守难攻。彭士望《易堂记》说，此峰最利在守：“一弱女子可抗千劲卒。”他还说到“山远望驯伏，近巉峭，浑成一石，隐不见屋，乍至非望见扶阑，疑无居人”——是如此隐蔽的所在。诸子的防守是认真的，据彭氏所记，他们的确曾在隘口处设栅、甃石、施楗，在阁道上下“积刍茭米谷”，以至设置石砲等，“严启闭，隐若敌国”。我猜想这种准军事化的气氛，会使习惯了优游的士夫感到兴奋。至于拟想中的威胁，主要应当来自“乱民”。诸子存留的文字中，关于清兵绝少涉及。曾灿《感乱》一首，有“群凶夜走湖东道，胡骑长驱梅水城”（《六松堂诗文集》卷六）句，多少像是例外。
此种避地的聚居，较之平世的文人社团，自然有其组织的严密性。上述防守设施就包含了有关敌/我、生/死的意义严重的提示。此外翠微峰顶另有禁约，比如“毋别售、毋引他族逼处”、“佩刀者毋得入”、“毋宵归，非山居人毋听上”、“夜呼，虽父子必待晓，辨察然后入”等等，不难令人察觉生存于乱世的紧张。诸子间的亲密之感，多少也赖有这一种紧张的吧。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就这样被极度地强调了。事后的回忆中，他们确也会怀念那种紧张，那种被如此具体地提示着的命运与共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