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还将看到，叔子不但处师弟，而且处兄弟、朋友，无不风味古老，处处表现出对合乎理想的伦理意境的自觉追求。在叔子，上述关系自然属于构造完美人生的要件。叔子算得上“完美主义者”，在这些人生的大关节目上，他不能容忍任何缺憾。当然叔子的“完美主义”不同于儒家之徒，他不斤斤于德行的醇疵，注重的毋宁说更是人生意境。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这意境的完整性和诗意。
叔子说那时师道衰敝，“父子有秦越，朋友无胶漆”（《乙巳正月雪中送门人熊颐归清江》，《魏叔子诗集》卷四）。季子更有其愤激，说：“今之言古道厚道者，锲薄而已矣。所谓‘刎颈之交’，见利害则能刎彼友之颈耳。”（《与黎媿曾观察书》，《魏季子文集》卷八）正因了天地间多缺憾，才更令人感到责任重大。叔子和他的友人对于人生意境的刻意营造，未必不也多少出于“整顿伦理秩序”的责任意识。
叔子五十一岁那年，彭士望在寿序中，说易堂中人“求文章卓然有用，能自成就，以布衣久隐畏约，抗行天下，惟叔子一人而已”。其时彭氏已六十有五，自以为可以下此断语了。在彭氏看来，叔子无疑是天生的领袖人物，有智谋、能担当，且富于亲和力，“为人一本于忠厚，天真烂漫，人乐亲之”（《魏叔子五十一序》，《树庐文钞》卷七）。其性情、禀赋，正像是为了应付这乱世而准备的。
彭氏还说其时叔子声名煊赫，“而远近士归之如流水，望之如泰山乔岳，三百年布衣之盛，未尝有也”（同上）。人对于当世人事的判断，往往因距离过近而难以恰如其分。幸而魏氏兄弟还保有几分清醒，对于时人拟“三魏”于“三苏”，就不以为然，认为人各有我，无须“高拟以辱古人”（参看《魏氏三子文集序》，《林确斋文钞》）。至于叔子在易堂历史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固然由于他的个人魅力，我猜想多少也因了他的长于叙述。易堂故事本来也生成于诸子的叙述中，叙事主体又互为客体，彼此状写形容。最长于叙述又最为他人所叙述的叔子，其在群体历史中的醒目地位，是自然而然的。
叔子将结交作为了一项事业。由他本人的叙述看，他的结交由近及远，从乡党戚族开始，先有了邱维屏、曾灿、李腾蛟等一班友人。所交的同县朋友中，还有姓谢名廷诏者。叔子曾为谢氏撰传（《谢廷诏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详细记述了由相识到定交的过程。谢氏本为宁都人士所不齿，叔子、曾灿等人自信其洞察力，置舆论于不顾，甚至当谢氏患病时，为其端“溺器”，而谢氏视之，“晏如也”。
谢廷诏泰然面对叔子、曾灿的为他端“溺器”，也如邱维屏的坦然于精舍裘缎，最能见出性情，也最足证叔子鉴识之精。为他人作传的，也就此将自己的性情面目“传”在了里头。在我看来，这段故事中，可爱的仍然更是谢氏。由叔子的记述可知，叔子对他自己的行为极其自觉，笔墨间还留有掩藏得不那么彻底的优越感；谢氏接受这份情谊的态度，更率性，出之以自然。
《谢廷诏传》所记述的，是一次成功的战国时代四公子式的结交，双方的行为均“古意盎然”。叔子所耽嗜的，或许就是此种“古意”。这篇文字之后邱维屏的评语，说叔子以其知谢氏为“一项得意事”，“通篇写得意处最佳”。魏禧、彭士望本性情中人，随时准备着倾倒一腔热情，而在结交这一题目上，却像是极理性，甚至不厌重复地谈到功利目的，惟恐别人误解似的。在我看来，他们挂在嘴边的“收拾奇士”、“得豪杰而用之”、“薪尽火传”云云，更像是话头，未见得真有他们所声称的那般要紧。我宁将叔子的结交看作一种审美活动，而非如他们自我想象的准政治行为——与政客式的笼络网罗，的确也意境有别。由彭士望、魏禧的文字看，他们的收获，确也在结交之为过程，在知人、由知人中获取审美愉悦，以至摄取营养，完善自己的心性。
无论“收拾奇士”、“造士”一类题目是否夸张，在明末清初之世，如叔子这样能身体力行其主张的，多少令人想到那个吉诃德先生。叔子癖嗜《左传》，他关于友道的理想型范，也像是得之于那个时代——由此也可知对于叔子，《左传》之为思想以及想象的资源。
宁都之外，“九子”另有一些亲密的友人，即如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叔子的友人名单上，排在前面的，还有李世熊（元仲），也是其时遗民中的豪杰之士。赣南与闽地相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带有共产党的闽粤赣根据地。叔子自说“生平未尝一至闽，故交闽人绝少”（《泰宁雷翁七十寿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这“绝少”中，就有宁化的李世熊。
那一时期江右有南丰的“程山六子”、星子的“髻山七子”，被“易堂九子”引为同志。所谓“程山六子”，即谢文洊（约斋）与他的几位门人，甘京（健斋）、封濬（位斋）、黄熙（维缉）等人。至于“髻山七子”，则为宋之盛（未有）、吴一盛（敬跻）、余晫（卓人）、查世球（天球）、查辙（小苏）、夏伟及宋氏门人周祥发。
他们的朋友中，还有远在广东的所谓“北田五子”（北田在顺德羊额乡），即陈恭尹及其友人何绛（不偕）、何衡（左王）、梁梿（器圃）、陶璜（苦子）。陈恭尹系著名忠臣陈邦彦之子，清初与屈大均、梁佩兰，被时人称为“岭南三大家”。“五子”中仅陈恭尹到过赣州，其时还不认识易堂诸人。但这并不妨碍陈恭尹们以赣南的易堂诸子为朋友。陈氏《送曾周士还宁都兼柬翠微诸兄》就说：“一回相见一情亲，语默周旋并是真。”（《独漉堂全集·诗集》卷三）可以想见清初各地遗民间的联络。士人不以乡邦自限，力图友“国士”、友“天下士”，易堂并不是突出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交游被作为士的造就的条件——无论成人还是成学。因而为求一友，不惜千里命驾。彭士望就曾“扶衰冒艰险，数千里入粤”结交陈恭尹（《独漉堂诗序》，《树庐文钞》卷六）。那年彭氏已六十六岁。至于“×子”之数，则不免于凑。乐于集群，或许可以看做那个正在成为过去的时代的余习。
易堂魏氏叔、季与彭士望，在与人交往中都像是有十足的吸引力，而叔子令人依恋之深，则一再见之于他本人的记述（如《华子三诗叙》、《孔正叔楷园文集序》，分别见《魏叔子文集》卷九、卷八）。据彭士望说，顾祖禹甚至为叔子“执盖”，“追随大道中如昆弟”（《魏叔子五十一序》）。彭氏还曾说到孔鼎（正叔）对于易堂之人，好之几于“耽癖”（《复孔正叔》）。其时因亲近了叔子而嗜易堂有癖的，像是颇有其人。据说屈大均也曾想到翠微峰“相讲习”（《屈翁山文外序》，《魏昭士文集》卷三）。由此的确不难令人想见同一时期士人对于易堂的倾倒、易堂中人的人格感召力。
易堂的当世影响，自然更系在叔子的个人魅力上。那时有“十二圣人”的说法，叔子是十二人之一（阎若璩《潜邱劄记》卷五。阎氏在此条中解释道：“谓之圣人，乃唐人以萧统为圣人之‘圣’，非周、孔也”）。那个时期被人以“圣人”看待的，更有刘宗周、李顒、颜元等“粹儒”，可据以考察明末清初士人（以至平民）的精神、道德需求。不同于刘宗周、李顒，魏禧对士人的吸引力，似乎不全由道德的完美，也无关乎信仰。人们所欣赏的，或许就是其人的率性而又不有违于社会行为规范，豪迈却不失文人式的优雅。公众的精神需求本是多方面的。这种对于人鉴赏力，也应赖有有明一代艺术氛围的滋养的吧。
恰有一批热血男儿，在患难时世相逢，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叔子确也以此为幸运。他曾引了古人的话，说“人生遇合，天实为之”（《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魏叔子文集》卷五）。无论在宁都与彭士望、林时益，还是后来在翠微峰与方以智的“遇合”，都若有宿缘，却也得之于“天”。
“乱世”提升了五伦中“朋友”一伦的重要性。季子说：“予尝谓《五经》之有《诗》，如五伦之有朋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所不能通者，朋友通之；四经之所不能感动者，《诗》则能感之。”（《魏季子文集》卷七《李云田豫章草序》）彭士望则直说他的个人经验，曰“我生不辰，四伦缺陷，赖朋友补之”（《与门人梁份书》）。发生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危机原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有伦理危机。宗法崩解，朋友一伦凸显，正透露了此中消息。易堂诸子对于他们所认为理想的伦理境界的刻意营造，毋宁看作对“危机”的一种回应，且不止于“补苴罅漏”，而是积极的人生创造。
“易堂九子”好说友道、交道，于此也所见略同。曾灿说，“人不可一日不读书，尤不可一日无朋友”（《吕御青诗序》，《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二）。彭任有《求友说》，季子则有《全交论》；叔子的《书苏文定重臣后》（《魏叔子文集》卷一三），直是一篇“畏友论”。林时益也自说他“逢人欲碎琴”（《广昌喜与程士喆订交报洪开之在韶》，《朱中尉诗集》卷四）。他们既然相信士的造就有待于相互“洗发”、彼此“夹持”，五伦中朋友一伦，就不免负担了严重的道德使命。即如叔子，就认为如他这样僻处乡曲者，倘若没有彭士望这样的人物为其开发心胸，有一帮朋友的砥砺、“夹持”，最终不过是“乡曲之士”罢了（《与李翰林书》）。
叔子在他的文字间，尤其不掩“结交”这项事业成功的得意，与世间美好事物相遇时的心神愉悦。谈到交友之道，他的议论也别有警策，能道他人所未道。即如说，“凡交友必要交倚恃得者，凡做人必要做能为人倚恃及终身可不倚恃人者”；还说曾与季子论兄弟朋友如何才是“至”处，那结论是：“设或一事误我性命，死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里言》）凡此，都应当由历练中来。“人事”是一门大学问，古代中国的士人往往研究到极精熟，虽所得不免零碎，其中却不乏人生智慧。
彭士望说，他知道“古人有笃嗜者必有深癖，有深癖者必有至性”（《长洲旧文学顾君生圹志》，《树庐文钞》卷九）。易堂如“三魏”、彭士望、林时益，无疑是有“深癖”、“至性”者，他们之间韧长的友情，正基于此“深癖”、“至性”。叔子就自说他“于天性骨肉中颇不可解”，那一腔热血既不能用于君，也就不免用于友（《复六松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而乡土社会本鼓励男性同性间的情谊，这也是有可能公然表达的情谊。
危机，患难，确也将“友”之一伦对于士人的意义，成倍地放大了。易代不仅提供了紧张感，也提供了对于友情的道义支持。孤危，孤绝，孤即“危”即“绝”。于是守望相助，以沫相濡，这类故事似乎随处可闻。即上面写到的彭、魏的结交，就显然可见易代之际的特殊颜色，在诸子的叙述中，有了平世所不能比拟的严重性。
由后世看过去，那确也像是一个锻造友情的时期。一时的知名之士中，如吴应箕与刘城，熊开元与金声，陆世仪与陈瑚，各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北方如孙奇逢与孙承宗、鹿善继，相互间的激赏渴慕，也正如易堂诸子似的情见乎辞。鹿善继就说过，欲使“当世悠悠者，知风尘之外别有一段古道交情”（《答杨明宇书》，《认真草》卷八）。鹿氏本性情中人，刚肠疾恶，而于生民休戚，耿耿不忘，较之魏叔子、彭士望，少了一点文人习气，而能任事，敢担当，也更豪杰性成。
乱世固然提供了友情得以展开的舞台，剧情却仍赖有人各不同的创造。易堂故事，是诸子的创作，也赖叔子、彭士望们的叙述而展开。叔子既长于自述，又不吝描绘他人，毫不掩饰其自喜自恋与对兄弟对朋友的爱，友于之情洋溢纸上。这也是叔子文字中的柔情之源。他的这类表述，毋宁读做关于友朋、关于群体的诗意想象，对合于理想的伦理意境的想象。在他的笔下，那一班热血男儿彼此倾倒爱慕，全无狎昵的成分，也真的是一份淘洗得极纯净的伦理感情。
因了彭士望、林时益的到来，此后以“易堂”名世的群体的成员已大致聚齐，只待一朝登上翠微峰，开始一段将会使他们怀念不已的生活。
顺治七年（庚寅），宁都城破，易堂诸子因已避居翠微峰，得以保全。据彭任说，城破之时，“城之西北居民户万家，无复数瓦一椽之得留”（《金精募赀修理引》，《草亭文集》）。邱维屏也说，县城之西南，“往者居民近万家，而今荡然无复数瓦之存”（《净土庵募修理赞引》，《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