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本书中的人物，确有可能因了易堂而为时人所知，但他们像是并不因此而仰赖这一名目，以为自己的存在要赖有这名目才便于陈述，也不存有借诸他人而自我扩张的俗念。易堂只是他们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并非他们个人历史的起点或终点，也未必具有关键意义。毋宁说易堂因魏禧、彭士望的热情，也因李腾蛟、彭任等人的淡定，而成其为易堂。
我由此想到，明中叶以降的“党社运动”中，处于同一“社会”者，与那“社会”的关系，可以是无穷多样的，而“党社”的名目却将这诸多差异抹杀了。
易堂禁约之细（见彭士望《易堂记》），与双峰（孙奇逢）的简约，适成对比。由文字看，那的确是一个设计严整的小社会。由此也可以想见，虽系避乱，属“战时体制”，却决不草率。诸子一开始就有长久居住的打算。终于散居，自然有不得已的理由。
“山变”后，诸子仍在金精十二峰一带，只是散居在了三处山中，翠微峰外，即三峰（按诸子文集中亦作“岘”）与稍远的冠石。
上面已经提到，彭任先已住在三峰，名其居“一草亭”。后来迁入的，是李腾蛟。据说曾灿、彭士望也曾在此暂住。李腾蛟所居曰“半庐”。《宁都直隶州志》卷五《山川志·宁都州》录彭士望金精联曰：“石嶂古曾开，仙府楼台苍壁上；雨帘晴不卷，人家鸡犬白云中”，描写的就是三峰。林时益则迁往冠石。彭士望一度在青草湖“依桂树为庐居之”，有所谓的“树庐”，后又迁至冠石（《耻躬堂文钞·自序》）。我猜想魏氏兄弟外，其他诸子的迁离翠微峰，或也因其“陡绝”。此峰既易守难攻，也就上下为难。彭氏《易堂记》就写到僮仆失足、醉坠者，前后竟至有数人。
魏氏兄弟留在了翠微峰上。“三魏”中，伯子不过系缆于此，他自己就说过，“虽有翠微峰，如徐福蓬莱，至辄船风引去”（《答方大师》，《魏伯子文集》卷二）。他本不属于这一片石。
季子说：“翠微西登冈，遂对三峰。最上李子庐，开门向天东。”（《李咸斋五十有一》，《魏季子文集》卷二）叔子也有《勺庭晨起望三闻鸡犬声却寄彭中叔》一诗。似乎由翠微峰可闻三的鸡犬之声，而李氏的房舍也俯视可见。据《易堂记》，其时三“居者数百人”，与翠微峰之间“可呼语”。丁巳哭祭伯子父子的时候，邱维屏还回忆起诸子于峰顶“相望而呼答”的情景（《众祭魏善伯父子文》，《邱邦士文钞》卷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实在是一种美好的感觉。
即使两山如此近逼，叔子犹恨其间无“云栈”相连（《李少贱自中见问口占代柬》，《魏叔子诗集》卷七。按李少贱即李腾蛟），曾对了疏雨残荷，以诗代柬，与三的友人互致问候；或于清秋斫了蕉叶，题了诗赠给友人（卷六《山居日斫大蕉一叶代纸偶书贻危习生》）。伯子也会用了小简招那边山上的友人来聚，说“秋山如水，秋日如月。言念君子，云胡不来”（《柬咸斋中叔》，《魏伯子文集》卷二）。叔子曾过三峰与彭任夜谈，直至月落烛跋（《彭中叔四十有一诗以赠之》，《魏叔子诗集》卷四）。山中风大，己酉正月，叔子在三峰见到由西北归来的曾畹时，正有“壑风千尺，倒土吹墙屋，汹汹有声”（《曾庭闻文集序》）。我记起了90年代初，住在一处濒海的山间，夜间大风在沟壑中冲荡，轰然撞击楼墙如擂石。
午后，冒雨登三峰，我一手撑伞，一手持了竹杖。山体没有植被处，或因了雨水的侵蚀，色如涂漆。烟雨迷蒙。我与同伴向对面的翠微峰呼喊，不大相信能将声音送到那里。这峰顶也有人迹，如水池、残存的墙体。但你仍然什么也不可能确认，除非你知道“九子”之外、之后，无人在此居住，也不曾有过四十年代末的战事。我本来就无意确认什么。能确认的或许只是，我到过了诸子曾经生活的山，在一个雨线不断的春日里。
行走在山间，偶尔有赤足的农夫打身边走过。道上有新鲜的牛粪，有的田块还插了疏篱，但耕种者已住在了山外。这雨中的山太过岑寂。诸子当时，这一带山想必不那么寂寞，或许竟随处可闻人语？
魏氏兄弟中，季子居翠微峰最久。彭士望《易堂记》后，有他本人壬戌春的附记，其中写到“吾庐”筑于丙午（康熙五年），那时季子远游南海西秦始归。“自丁巳、庚申，伯、叔踵逝，石阁、勺庭，俱虚无人，诸子各散处久，不复居易堂，惟和公（即季子）独身率妻子，居吾庐十七年，从未他徙，长儿子且抱二孙，所艺植日益蕃，居室益增，极翠微一时之盛。”我由此看到的，是季子的山民式的顽强。远游之后，修建庐舍于峰顶，想到终老于此，应当出自淡定的心境的吧——与当年聚居时的心情想必有了一点不同。叔子说，他的弟弟性情刚烈，不免于“褊”。而要守住这一方寂寞，必要有一点“刚”与“褊”的吧。
也如叔子对他的“勺庭”，季子修筑其“吾庐”，殊不草草，甚至不惜“举债而饰之”，决不止于取蔽风雨。也正因了不苟且，才能坚守。季子山中的坚守，多少可以看作守护易堂之为象征——那确也被他作为了后死者的道义责任。
三峰·石磴
季子的两个儿子续有兴作，而且像是由父辈那里，承袭了对于室庐园林的创造才能，且所建房舍不厌其高。“吾庐”已高于“勺庭”，其后所建的“享堂”、“惴临轩”，似更高于“吾庐”。季子父子的气概于此可以感知。即使在季子晚年城居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世傚、世俨仍住在山上，世俨还买下了曾氏故居，加以改建（《虚受斋记》、《惴临轩记》，《魏敬士文集》卷四）。《翠微峰志》也记有魏世傚四十七岁时（庚辰），在翠微峰顶新建“地山草堂”，住了较长时间（第143页）。其时“九子”中惟彭任尚在，写了《书地山草堂唱和诗后》（《草亭文集》）。易堂一脉，就这样在魏氏后人那里延续着。
世傚说他父亲年六十四，“以登陟为劳，缉城中屋居之，榜曰‘瓶斋’，非乐夫市廛也”（《享堂记》，《魏昭士文集》卷六）。城居的季子仍不时还山，往来于城中山上，甚至说自己“却悔移家去住城”（《还山阅吴子政新诗因赋赠》，《魏季子文集》卷五）。至于魏氏后人究竟于何时放弃了翠微这一片石，就不得而知了。
彭士望刻画易堂形象，说：“易堂之人粗识理义，读书、为古文辞，好嘐嘐谈经济，笃嗜人才，出于至性，而操行多疵病，废半途，不能坚忍嗜欲，独不敢作伪自覆匿。”（《复孔正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后人眼中的易堂，也大略如是。季子之子魏世傚就对同侪说：“九先生之所同者心，而不同者其行事。同其心者，真与诚而已矣。”（《答彭汝诚书》）
魏氏叔、季与彭士望说易堂，首标一“真”字。
季子《吴瓶庵赠言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一篇后彭士望的评语，说“真气”二字，“此吾易堂立言之旨也”。季子也说：“人之有真气者乃有奇气。”（《邹幼圃来翠微峰记》，《魏季子文集》卷一二）叔子的说法是，“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柱朽栋桡而大厦倾焉”（《徐祯起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不免夸张，却也未必不真的这样认为。这里所谓的“真”，无非指真诚，真率，真挚。人们当时所知道的“易堂”，的确也光明洞达，真气洋溢。
这“真”与公安三袁的“性灵”、“性情”说，至少间接有关，尽管叔子对士人的滥说“性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性情”之说流行，无不以性情为言，“故自天下好为真性情之诗，而性情愈隐，诗之道或几乎亡矣”（同上）。
易堂所谓“真”，自然非即天真。魏氏兄弟尤其不以“天真”自诩，他们甚至不讳言“机谋”，自居于智谋之士。在我看来，诸子的可爱，是在未必不通世故，却仍保有了某种率真；既少有道学中人的矫情或不情，又不像通常文士、名士以通脱为标榜——他们确也令时人感到了一派清新。最为易堂中人得意的，是方以智的如下评语，即“易堂真气，天下罕二”（季子《先叔兄纪略》）。
朱子曾以灯笼取喻，说内多一条骨子，外便减一路光明，易堂中人一再引用，只是不免于断章取义。但这譬喻着实精妙。
那个时期好用这一“真”字的，颇不乏人。方以智说“真实”，曰：“发真实心，行真实行，方肯真实。参真实参，方有真实；疑真实疑，方有真实；悟真实悟，始信悟同未悟，始知真实践履。”（《墨历崖警示》，《冬灰录》卷首）《方以智年谱》系此篇于顺治十五年（戊戌），即方氏访翠微峰的前一年。宁化李世熊，自说其“痛愤是真痛愤，惭愧是真惭愧，爱敬是真爱敬，涕泪是真涕泪”（语见季子《李君元仲墓志铭》，《魏季子文集》卷一四）。颜元甚至也用了“真气”二字，说“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习斋记馀》卷一《烈香集序》，《颜元集》第409页）。此“真”正自难得，值得如此强调。
孙奇逢的友人孙承宗、鹿善继等人，也标一“真”字。鹿善继著有《认真草》，为孙承宗所题名，以为得了鹿氏精神。孙承宗是在别于“赝”的意义上，称许鹿善继的“真”的，即“真材”，“真品”，“真心”，“真肝胆”（孙氏《题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鹿善继本人也好说“真实”，如曰“真实心”，“真实心肠”等等（《定兴县籽粒折徵记》，《认真草》卷三）。由我看来，鹿善继的“真”，兼以“刚大”，更有北方气象。均为“志士”，北方孙奇逢、鹿善继厚重内敛，易堂彭、魏则激情喷涌，都有所谓的“真性情”。
尽管我们早已被告知，到本书所写的这一时期，传统社会已近晚期，我的阅读经验却告诉我，其时士人的心性并未因此而衰老。我倒是常能由明人、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读出某种青春气象，觉得那些人物的热情近乎天真。即如易堂的那种“真气”，岂非出诸年轻的心灵？
满耳雨声。四周的山黑魆魆的。若是在三百年前，附近的翠微峰头，会有一两星灯火，明灭在枝缝叶隙间。那灯下或许有魏氏兄弟在纵谈，也可能是彭士望、叔子在争辩，以至声震林木。叔子本长于谈论，“论事每纵横雄杰，倒注不穷”（季子《先叔兄纪略》）。说到兴奋处，即使“委顿枕席”，也会推枕而起，“投袂奋步于室中，疾声大言”，使“闻者惊为诟厉”（《涂宜振史论序》，《魏叔子文集》卷八）。
上文已提到了九子的和而不同，用了邱维屏的说法，即“大义攸同，志各趋舍”（《祭李少贱文》）——惟此也才有气象的阔大。关于异同，叔子的说法是：“朋友之义，相济以异，而相成以同。”（《京口二家文选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彭士望视时文若仇，邱维屏则称道制艺自若。至于曾灿以及下面将要讲到的林时益，更是宁得罪友朋，也不改面目，不放弃自己的人生选择。一定要这样，才是所谓的“性情中人”的吧。
更足以示人以“易堂真气”的，毋宁说是那种系于时尚而又自具特色的诸子间的相互砥砺。
倘若有人于三百年前，隐隐听得峰顶人声喧哗，有宿鸟在月明之夜惊飞，那或许就是易堂诸子在相互攻谪。彭士望《易堂记》说，诸子“方初聚时，俱少年朗锐，轻视世务，或抗论古今、规过失，往复达曙，少亦至夜分，不服辄动色庭诟，声震厉，僮仆睡惊起；顷即欢然笑语，胸中无毫发芥蒂”。他们或许就这样谈论、争辩着，灯烛荧荧然达旦。
无论彭士望还是叔子，一再强调的，都是诸子间“无毫发芥蒂”。即如叔子说他与彭氏“山居争论古今事，及督身所过失，往往动色厉声张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书数千言相攻谪。两人者或立相受过，或数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尝略有所芥蒂”（《彭躬庵七十序》）。彭氏在另外的场合也说到，“诸子中亦时意气互激，忿詈出恶声，或号哭欲绝交，转盼辄销亡，胸中无毛发底滞”（《魏兴士文序》，《树庐文钞》卷六）。他们更希望人们相信的是，这些血性男子间的冲撞，即使撞到了火星四溅，彼此伤痕累累，也无损于心性的磊落光明。
如彭士望、叔子所描述的“攻谪”，几乎可以视为“易堂作风”，其严肃性决不在儒者的修省之下。那本是一个儒者式的道德修炼成为时尚的时期，这修炼中包括了自考与互规。其时流行一种“功过格”，鼓励士人将自己的善举与过失记录在案且加以换算，以便积累功德，邀致神宠。易堂中人也正在风气之中。只不过就我所见到的，如易堂中人那样，将自考尤其互规进行到如此激烈的，仍然罕有。叔子自说与他的朋友间，“苦言相箴规，攻谪比仇敌”（《梦故人》，《魏叔子诗集》卷四）。看季子书札，确也是每到规人之过，即精神百倍，勃勃有生气。诸子、甚至诸子之子的文集中，气势最充沛的，确也是这等文字，无不攻势凌厉，言辞激切。看起来的确是，面折书诤，诤者能尽言，被诤者能受尽言，气象无不正大。这群心理强健的男子，或许正由这一次次的激情冲撞，而获致了快感，以至彭士望到了晚年，还怀念着那一种撞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