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讨论对活跃战后时期苏联哲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在讨论中，不仅亚历山大洛夫书中的客观主义和其他错误受到了批评，而且从总体上暴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引起了整个哲学界的注意。同时，有意义的不是对那些具体的东西本身恰好说了什么（虽然这也有意义，因为各个参加者论证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而主要是那些在讨论中得以形成、巩固，而后对国内哲学研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和有价值的方针。
对苏联战后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客观、深刻和全面的分析是必要的，只有这种分析才能说明我们哲学远离生活需要的原因和它同实践联系的性质。实践本身具有两重性：它既包括进步的因素，又包括保守、停滞的因素。领导者的“吹毛求疵”作风，使伴随着生活的保守停滞过程的哲学思维巩固起来，使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中以权威自居和教条主义的思维作风得以确定和推广。同时，吹毛求疵还常常伴随着要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号召。而在我们的哲学科学中，的确始终有人不顾这种吹毛求疵而不能不创造性地思考，尽管是在严格限制的范围之内。总之，与实践的二重性相适应，在哲学中也有两种倾向：不仅有以权威自居的教条主义倾向，而且也有创造性地探索的倾向（例如在认识论和当代全球性问题等方面）。但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通常是第一种倾向，虽然在个别时期第二种倾向也能占上风。
教条主义占优势导致在哲学内部形成问题的惰性综合征，这些问题具有基本的性质，长期得不到解决，并且相当尖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范畴曾被教条化；在解决从哲学上综合和概括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时，哲学家们缺乏积极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毫无根据地肢解为“两种唯物主义”；对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个问题在哲学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本身是不明确的。
当然，所有这些只是初步的看法，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在认识我们哲学的过去和现在时，我们应当运用真正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不仅对人，而且对待哲学史，对待国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应当采用贴标签的方法。
个别的事实和事例什么也证明不了，所以分析实质上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例如，我们的无神论者在批评Ч.艾伊特马托夫的《断头台》或其他作品时，自己甚至都没有提出这样的哲学问题：既然存在寻神论，那么它的社会根源何在？既然在一部分居民中存在着宗教信仰增强的现象，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是什么？要知道，正是这些问题对于采取实际措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多层委任制的试验选举。可是恰恰是从事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社会哲学家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战略性问题：我国的选举制度和政治组织发展的远景怎样？而这个远景同发展中的人、同他的本质特征、同处在文化与文明现阶段的人所获得的新尺度应当是什么关系？
这类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由于政治关系和政治结构领域的改革，这是向哲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要求，也是对科学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我在这种场合谈到“哲学家”，并不是要把科学共产主义方面的专家同哲学家分开。如果我们真想把哲学同社会生活，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人类范围内在社会水平上正在发生的社会过程认真地联系起来，那么还会发现许多别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因此，形成我国哲学研究发展的远景构想，首先必须以现时代社会需要的哲学认识为前提。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我们暂时还没有形成多少是一致的或者是内容一致说法不同的哲学认识，但我认为时代的要求应当有三个层次：
第一，整个人类层次：在核时代人类继续生存的要求具有头等意义。对增加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与人道主义化的要求十分重要。对新思维（政治的、生态的等）的要求具有全人类的性质。还有别的要求。
第二，个人层次：现代的人的问题以新的方式极其尖锐地提出了对于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要求，因为个人的自由发展乃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
全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层次必须通过第三个层次——社会才能反映出来。为了成为人类在其历史的转折阶段的先锋队，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通过自己体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作为这种文明的毫无疑义的精髓的人的发展的要求。
就哲学本身发展的任务而言，正处在调整之中的各种层次的社会要求，普遍期待马列主义哲学获得新的现代的形式，即完全符合科技革命的成就和符合即将踏入第三个千年的社会发展现实的形式。要实现这种期待，就必须克服前面指出的在我们哲学思维中形成的问题的惰性综合征，并积极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说：
——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但这并不是陷入人本主义哲学的片面性，也不是把事情归结为突出关于人的个别问题）。
——揭露教条主义思维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这种思维乃是那些官僚主义化和以权威自居的居民阶层（首先是管理领域）的切身利益和思想趋向的表现。要揭露这种类型的思维，以证明其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要把它清除到受人尊敬的哲学范围之外。
——恢复和推行活生生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与范畴的辩证本性，以及它们的体系完整性和在解决科学与社会实践中的总体任务时的启迪价值。
——积极动员哲学家参加解决从哲学上建构综合和概括的世界（自然和社会）图景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要依靠所有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就；该项任务是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和所有自由思考的人们的先进阶层的世界观目标。
——要建构世界哲学史过程的完整的、逻辑—理论和具体—历史图景，以使人们能够比较确切地估价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所占的地位，能够比较正确地确定我们的研究前景和方向。
——归根结底要形成马列主义哲学的新的现代的结构，要重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统一的、完整的、具有许多新优点的哲学，从而能够在世界哲学思想中实际上使自己的阵地日益得到加强。
如果在哲学面临的所有这些期待和任务中要分出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大概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新思维。探讨新思维的科学的、真正辩证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乃是首要的任务。
我已经说过，我们对现实问题的辩证认识方面有创造性的思索，但整体说来占优势的是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对此估计不足，并且还不善于用科学方法去鉴别它。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各种各样：既有折衷主义，又有形而上学（往往装扮成辩证法，侵占其活动地盘）。教条主义的社会根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根源，需要专门研究。教条主义乃是以权威自居和官僚主义化的居民阶层的方法论基础，而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武装起来的官僚主义则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机制最重要的一种因素。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如果革命的、本质上辩证的方法与民主化进程相结合，并且实现民主化的力量充分掌握辩证思维，那么这种力量将不可遏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面临着十分尖锐的社会政治责任：一方面，要揭露在社会主义这种特殊条件下产生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另一方面，要恢复辩证法的本来内容，并探讨通过什么具体途径使这种内容以完全适合的形式成为实现社会民主化的群众的财富。
（何天齐译）
В.И.托尔斯蒂赫（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首席研究员）：哲学的过错与不幸
我对形势的看法是：哲学在现实面前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这种状态为时已久，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无摆脱这种状态的愿望。与其说不想，不如说不能。更准确地说，哲学危机的实质，依我之见，是由于哲学与还没有成为它反映对象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联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丧失了立场。无论是在艺术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丧失了立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东西。一般的意识，其中包括哲学意识都起始于态度和立场。笛卡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他们不仅是不同学派的哲学家，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完全固定的世界观立场，他们不仅本身带有“时代精神”，而且让它在精神上表现出来。我们的大部分哲学“作品”缺少活力，缺少鲜明的时代精神，恕我直言，简直是平平淡淡、毫无特色，因此，喜欢我们哲学家文章的人寥寥无几，因为没有特色、结构松散、含糊不清、不成形态的东西是没有吸引力的。
我们明显地缺乏自我批评和反思。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捶胸顿足的歇斯底里，而是理智的“忏悔”，并且见诸行动（这里正好使我想起了“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不重视历史和过去，在我们这个范围内是行不通的，我对这点深信不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羞羞答答不愿开口呢？正如常言所说的，开诚布公地做自我批评的机会是有的，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家都认为，这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这样说还可以理解。如果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错，那么，这就难以让人理解了。
于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沉默了，他们一言不发（个别人除外），其实他们有许多看法需要和舆论界交流。例如，他们能对关于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在意识中产生和巩固的问题，讲出许多有趣的和有益的东西。有人说：“全让实践给搞糟了。”或许，不只是实践吧？实践本身不是别的，按照目前通用的术语来说，实践正是某个计划、方案、模式的具体体现。如此说来，社会科学本身何罪之有（而且还是推卸不掉的罪过）？
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争论问题了（至少是比10～15年前胆子大多了）。但是对那种暴露出不同立场的争论，人们却又采取回避的态度。其中包括那些标榜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以此暗示别人不那么正统，或许还算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诸位听说这些马列主义“正统派们”是如何解释“停滞时期”和“阻塞机构”的话，那就太有意思了，科学的、不贴标签的争论是极为需要的，它具有建设性的目的和倾向。必须全力以赴地创造一种与“实际运动”（马克思）相吻合的现实，和“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将吸收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全部经验，并使目前所做的巨大努力，因该模式的作用而具有“长期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不止一次被马列主义的敌人称为“过时的”社会思想和“失去意义的”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能够（而且应该！）用它们描绘的当代世界的画卷来证实自己的生命力，因为这个世界能够通过这个画卷来认识自己。但愿在这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争论中赢得胜利的是先进的思想，而不是玩弄事实和引经据典的伎俩。
当然，如果哲学不正视现实，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所说的“蜷缩成一团”，那么它是不能顺利发展的。但是哲学与现实的联系应该建立在较高的理论水平上，而不是依靠那些没有整理好的，或根本未加整理的事实、例证、资料和意见。我最担心的是，“脱离”生活的哲学，即与现实联系的一种虚假形式，将会被另外一种仿佛是现代“经验批判主义”和“经验一元论”之类的形式所代替。马雅柯夫斯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狭隘的现实主义只看见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一点点地方。如果那样，今天被扫地出门的假社会主义理论，在被大量“恰到好处的”例证、事实和从经典作家那里租赁来的现成的公理证明后，又会从窗户里重新钻到社会科学中来。我曾说过没有立场这句话，我指的是对现实的革命批判立场，因为现实不单纯是一个客体，也不具有“直观的形式”；现实也是一种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主观的”，即有其真正对象性的内容。过去那种具有辩护性的、纯“防卫性的”立场，和生气勃勃的、非教条主义的、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辩护——这是一种不负责任、脱离实际，甚至歪曲事实的手段，它同时产生一种自满自足的意识，饱含终日无所用心的心理状态——“听凭吩咐”的奴性意识。
哲学脱离生活或远离生活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表现在对实际情况缺乏分析，对实际情况没有理论上的理解和认识，结果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自己生存的这个社会了解得很不够。人们不禁要问：这怎么可能？出了那么多研究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书、论文和文章，而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和它的实际体现竟然无人过问，没有理论上的认识！这种难以置信的现象并不难解释。在绝大部分著作中，方法论掩盖了，甚至代替了理论。制订研究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怎样对它进行研究）变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对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分析的工具和手段。很少有人敢把他们提出的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用于社会主义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