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现实来说，哲学（岂止是哲学！）已经明显地失去了客观性，而且越来越主观化。我所指的不是哲学变成了更富有个性的和个人的哲学。准确地说，这可以称之为丧失了外在的本质。对象的运动和反映社会生产本质的社会联系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都退居于次要地位了。但是“圣位不空”，于是人们开始在自身内部，在自己的思维中创造失去的本质，从而把实际存在物和现实生活的属性赋予观念化了的实体。客观性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影响了科学性。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哲学归结为科学，也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一门科学”。但是哲学也不只限于自身的价值地位和意义，目前许多作者正在固执地想强迫别人接受这种观点。为肯定价值因素而牺牲科学因素，这是意识形态和科学、希望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
以上谈的都是哲学的过错。但是哲学也有自己的不幸。在当今的形势下，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不仅哲学和哲学家应该决定自己的地位，社会也应该弄清楚，它之所以需要哲学的目的和用途是什么。不仅仅是哲学脱离实践，只在实践的周围徘徊，实践也并不那么赏识哲学和哲学家，同时也并未感到在解决“普遍的问题”时需要他们的帮助。许多实践家和政治家还应该提高自身的哲学水平，以便认识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在“停滞时期”）技术至上思想，是对哲学和对哲学的需要的一种表面上的文明，实为极端的否定。其实，不只是技术至上主义者们只讲究实惠，用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理解和解释哲学的“效益”。尽管让人捉摸不透，但正是让哲学家出“效益”并且还要立见成效的要求，把哲学置于死地，使它丧失了自身的对象。
我很赞赏A.H.雅科夫列夫关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结成同盟的思想。从本性、血统和其使命来看，它们的确是一对双胞胎。它们不愿有发展、变化和进步，它们对此毫无准备、无能为力，正是这些使它们结成了亲兄弟。它们之所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不是像它们在社会舆论中喜欢标榜的那样，因为它们具有原则性或代表正统观点，而是因为它们不知道，也推测不出，要想使生活变得更美好，今后将何去何从，该如何行动。官僚主义，这个社会的“头号”大敌，只有进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不管生产什么，但是它根本（出自它的本性）不打算发展、改革、自我改造和更新，官僚主义对这些东西闻风丧胆、怕得要命。
最后，我建议把“各派”哲学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课题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改革的中心，把这个课题变成进行严肃的哲学分析的对象。因为目前对改革本身，对改革的目的、任务、实现改革的途径和方法、改革的动力和对象等问题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少“空白”和模糊的概念，这些问题需要及时地加以讨论。若是那些对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持不同见解的人能参加这场讨论，那该多好。有人认为，为了进行改革和社会的根本振兴可以有更严肃的选择，何必支持这种幻想。很清楚，问题不在于改革本身，而在于某些阶层和某些人企图维护他们所期望的，并且是对他们完全有利的“旧秩序”。不过，这些人算是“枉费心机”了。B.维索茨基曾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形象，他写道：“我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把好处让给我们。不进行斗争，他们不会从阳光明媚的橱窗上走下来。”
哲学能够，而且应该进行这样的斗争，并且帮助社会取得胜利。
（米锦芙译）
B.Ж.凯列（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改革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
我认为，《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在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组织讨论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勇气。如果能“提前知道反映”，利用一下“超前反映”，那就完全可以断定，这类讨论必然会招来一大堆批评意见。但是编辑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众矢之下，因为对该杂志不满意的人为数相当多。
现在谈一谈实质性问题。我们大家都寄希望于改革。那么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同志回答得好：如果谈到改革，那么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的确，现在的社会风貌与过去不同了，气氛变了。现在我如何讲课，怎样进行演说，发表了哪些文章，以及我们如何在这里讨论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有了某种新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因失职或不负责任而扼杀这些新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终于盼到了能够真正进行改革的时代。“改革”这个词本身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大家不妨回忆一下，过去历届中央全会后，都照例开始改革：必然要对科学工作的各项计划作一番修改，诸如此类。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照此办法进行改革，那将是最坏的一次走过场。因此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小事，不应该只提个人的问题，而应该认真考虑我们哲学存在的可靠基础。
的确，改革不能建立在全盘否定过去的基础上。不要一提过去，就一切都要不得。如果我们每次都从零开始，我们将会寸步难行。同时哲学应该接近生活，完成自己作为全社会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职能，而不能只作为教学中的一门课程。要想达到这点，必须先有一个创造的气氛，必须使哲学方面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从这个观点出发，我想谈一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问题。战后最初阶段，历史唯物主义相当不景气。当时的教科书和文章中塞满了喋喋不休的政治宣传、思想体系中陈规旧套的翻版和经典作家引文的注释。根本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我们生活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内容。苏共二十大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于是从那时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进展。二十大后在哲学领域中增添了新生力量，这是专业水平比老一辈更高的一代新人。老一辈也开始振奋精神。概括地说，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比如在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专题方面，提出了文化和价值的课题、科技革命的课题，以及与人有关的综合性问题，出版了很多不同学派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出版概括各派学说著作的要求，党内刊物也指出了出版这种著作的必要性。以后这些书相继问世，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而可以说，这类具有概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一定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了。我认为，目前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停留在现有的观念和问题的框框里，在此基础上达到的研究和分析水平，不能解决任何重大的科学方面的问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今后也不可能出现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必须要有一个突破，达到新的水平。我认为，目前形势有利，条件具备，可以实现这个突破。
主要是把对近几十年来在生活中出现的那些新事物的认识，吸收到历史过程的一般理论中去。
的确，无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第三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技革命正在继续开展，出现了很多全球性问题，人类用批判的观点看待自身的存在，整个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强，等等。而关于社会前景方面，就拿需要的问题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将来，社会如何按需分配？很明显，地球不大，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看待历史过程理论，即如何将这些新过程纳入我们的理论，同时又要考虑到，哲学是时代的思想表现。如果我们能在理论上总结这些过程，那么我们就能走在今天的实践的前面，而不是只能充当具体政治局势和具体决策的辩护士，我们将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奉献一些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那么别人将会做到，可能还会和我们对着干。我们看到，在西方出现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未来学理论，而我们在旗帜鲜明地、有说服力地、具体地在现代水平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方面，目前还做得很不够。
我们的哲学著作应该对不同国家的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哲学著作应该具有“竞争力”。可是对D.别洛和其他西方的未来学泰斗来说，我们的著作称得上有“竞争力”吗？例如人们读了A.多弗列尔的政论性很强的著作，也读了我们的哲学家论述科技进步的社会问题的著作，从形式和组织材料上来看，我们的著作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责任心问题，我们应该有责任感。党肩负着制定我国发展经济、政治和民主化新战略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和哲学问题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感到自己对社会意识范围和整个社会中发生的那些过程所承担的责任。可是我们是否知道，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意识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进行着哪些过程？为什么在知识分子中会出现社会性的消极现象和宗教情绪？为什么会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等。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思考和研究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并且采取相应的态度，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出新的问题。
这里没有涉及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评。当然，现在我们在对某些东西进行评价时，已经摒弃了那种谩骂式的批评，但却又不知该批评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当进行批评时，必须对自己思想上的对手了如指掌。
而我们现在究竟翻译了多少当代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不深入到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思想斗争中去，我们能提高自己的哲学水平吗？
应该密切注意西方的社会思潮，注意那里发生的情况，并把批评与正面分析新问题结合起来。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大约从我开始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社会科学落后于实践的说法。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其他会议上都谈过这个问题。这就使哲学和社会科学由于总是落后于实践而产生了一整套特有的罪过或缺陷。
我认为，目前从新思维的角度和对生活及历史的新观点来看，落后于实践这个公式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社会拥有完成一定职能的哲学和科学，关于这一点A.H.雅柯夫列夫同志在塔吉克斯坦的一次发言中谈得很清楚。官僚主义者们不需要任何创造和任何新思想，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维持原状，因此助长了教条主义的滋生。而当教条主义形成一种思维方法时，它已经不允许再正视社会生活，以便发现其中的问题。这种思维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压制新事物。
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里，当然也有过想用某种方法摆脱抽象的教条主义的尝试，因为人们感觉到，哲学脱离生活是一大缺点。
为什么我们许多哲学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具体社会学的发展上呢？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历史唯物主义最终会从社会学那里得到经过证实的经验，以此经验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将摆脱抽象性和落后现象等。然而实际上，历史的形成并不像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在我们这里具体社会学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总的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学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社会学的发展并没有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课题，与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联系也很薄弱，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很少，而且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联盟目前还没有建立，虽然曾有过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建立联盟的尝试。
如此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需要有一个突破，以达到理论分析的新水平。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基础的，因此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今后的更加稳固的发展（这里指的是理论上、思想上的稳固基础，而不是靠多卷著作来维持的稳固性）。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米锦芙译）
B.A.列克托尔斯基（哲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室主任）：哲学的改革
对我们哲学界的状况，大家都深感忧虑，同时也承认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发言中对苏联哲学界的严厉批评是公正的。这种状况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才出现，它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了弄清原因，尤其需要对苏联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分析。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我敢说，我们对17世纪西方哲学史的了解比对我们苏联哲学史的了解要清楚得多；同样，我们对中世纪俄国历史的了解也远远超过了对我国苏维埃时期历史的了解。
对苏联哲学思想史的这种评价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很多阻碍我们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的旧框框由来已久。我们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点的理解，长期以来局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教学参考书的框框中，而书中的解释经常被某个人认为是不易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