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与现象不同，它不直接在我们面前显现自身，事物的隐匿的基础必须通过特定的活动去揭露。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科学和哲学的原因。如果事物的现象形式和它的本质是直接同一的，那么，科学和哲学就都是多余的了。[2]
从古代开始，哲学一直在努力揭露物的结构和“物自体”。各种重要的哲学思潮，不过是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上这个基本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各种变体。哲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人类活动，因为事物的本质、实在的结构、“物自体”、实存之有（being of existents）并不径直地、无中介地显示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哲学确定为旨在捕捉“物自体”、揭示物的结构、展现实存之有的系统批判工作。
事物的概念意味着对事物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意味着关于事物结构的知识。认识的最独特的特性是它对原一的分割。辩证法不是从外部或者作为一种后思进入认识，它也不是认识的一个特性。认识就是辩证法本身，在某一形式中，认识就是对原一的分割。在辩证思维中，“概念”和“抽象”这两个术语具有方法的意义。这种方法即是分割原一以便理智地再现物的结构，也就是去理解它。[3]
认识形成于把现象与本质分开、把表面的东西与本质的东西分开的过程中。因为，只有这样的分离，才能证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表明事物的特殊性质。在这一过程中，表面的东西不是被抛在一边，它不是作为不真实或不太真实的东西被分离出来。相反，它之所以被证明是现象性的或表面性的，正是因为它证明了事物本质中的真理。这种对原一的分割是哲学认识的基本要素，没有分割就没有认识。这种分割展示了一种与人类活动相类似的结构，因为活动也以对原一的分割为基础。
思维自发地沿着与实在性质相反的方向运动，它有隔绝和“麻痹”的作用，而且，这种自发运动有趋向抽象性的特点。这并不是思维本身的固有特性，而是从它的实践功能中承袭过来的。一切活动都是“片面的”[4]，因为它追求一个特殊目标，因此把实在的某些片断孤立出来当作本质，而把其余的丢在一边。这种自发活动提升了某些对达到特殊目标有重要意义的片断。这样，它就把统一的实在劈开了，介入到实在当中，对实在作了“评价”。
“实践”和思维对现象进行分离，把实在分割为本质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自发倾向总是伴随着对被分割整体的一种悟识。这种悟识也是自发的，但它只能模糊地出现于朴素意识中，并往往是无意识的。对被分割整体的朦胧悟识，是一切活动和思维的无处不在的背景，虽然它在朴素意识中可能是无意识的。
现象和事物的现象形式，在日常思维中被自发地当作实在（即实在本身）再现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表面，因而最接近感性认识，而是因为事物的现象形式是平日实践的自然产物。平日的功利主义实践产生了日常思维，作为一种生存和运动的形式，它既包括对事物及其外貌的熟识，又包括在实践中驾驭事物的技术。但是，在拜物教化实践中，即在操持和操控中，暴露在人面前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尽管它带有真实世界的“坚实性”和“功效性”。它是一个“形相世界”（马克思语）。事物的观念假扮“物自体”，并且构造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相，但是它不是事物和实在的自然特性，相反，它是某一僵化了的历史环境在主体意识中的投射。
观念与概念之间的区分、形相世界和实在世界之间的区分、人们平日的功利主义实践和人类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区分，一句话，“分割原一”，是思维透视“物自体”的方式。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思维，它力求把握“物自体”，并系统地探寻把握实在的方式。因此，辩证法与日常观念的学究式的系统化、浪漫化是根本对立的。力图正确认识实在的思维不会满足于关于这个实在的抽象图式，也不会满足于同样抽象的观念，它必须扬弃直接日常交往世界的表面自主性。这样，扬弃伪具体以达到具体的思维也就是在表面世界底下揭示出真实世界的过程，是在现象的外表背后揭示出现象的规律、在现象背后揭示出本质的过程。[5]这些现象之所以具有伪具体性，不是因为它们的实存（existence）本身，而是因为实存的表面自主性。在摧毁伪具体时，辩证思维并不否认现象的存在及其客观性。辩证法只是通过指明它们的中介性来扬弃它们虚构的独立性，并且，通过证明它们的派生性来反对它们的自主要求。
辩证法不把固定的人造物、造型和客体、物质世界的整个综合体和观念的整个综合体等看作是某种基始的和独立自在的东西。辩证法不是在现成形式上接受它们，而是对它们加以研究。在研究中，客体的物化形式和理想世界都溶解了，丧失了固定的自然性和虚构的基始性，显现出它们原本是派生的、有中介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沉淀物和人工制品。
非批判的反映思维[6]直接地（即不作辩证的分析）在固定的观念和同样固定的环境之间寻找因果联系，并且把这种“原始思维”方式当作对观念的唯物主义分析。由于人们一直是以“挖煤哥的信义”或“小布尔乔亚的怀疑”来认识他们自己的时代，所以教条主义者认为，一旦找出与观念相对应的经济的、社会的和阶级的等价物，他便“科学地”分析了这些观念。这种“唯物主义化”理所当然地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只是造成了双重的神秘化，形相世界（固定观念的世界）的颠倒在颠倒了的（物化了的）物质性中固定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开始分析时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恰恰是在这样一些范畴中认识自己的时代？通过这些范畴的反射，人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时代？通过这样的设问，唯物主义者既为摧毁观念的伪具体也为摧毁环境的伪具体准备了基础，因而他可以对时代与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合理解释。
辩证－批评的思维方法是对伪具体的摧毁，它溶解物的世界和观念世界中的拜物教化人工制品，以透视它们的实在。当然，这种摧毁伪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不过是改造实在的革命辩证法的另一面。为了要批判地理解世界，解释本身必须根植于革命的实践。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实在之所以能够被以革命的方式加以改造，只是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构造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构造的，而且，实在也只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才是可以被改造的。在这方面，自然实在和社会人类实在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改变和改造自然，但他能以革命的方式改变社会—人类实在，而且，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实在是他自己构造的。
被伪具体掩盖又在伪具体中显现自身的真实世界，既不是与不真实环境世界相反的真实环境世界，也不是与主观幻想世界相反的超越世界，而是一个人类实践的世界。这就是把社会—人类实在理解为生产和产品、主体和客体、起源和结构的统一。因此，真实的世界不是在其拜物教形式背后牵引着先验实存的固定“真实”物体世界（像在某些与柏拉图观念相类似的自然主义中一样）；相反，在真实的世界中，事物、意义和关系被设定为社会的人的产物，而人本身则表现为社会世界的真正主体。实在的世界不是天国的世俗化幻象，不是某种现成的无始无终状态的世俗化幻象，而是人类和个人实现他们的真理的过程，亦即使人成为人的过程。实在的世界与伪具体的世界不同，它是一个实现真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真理不是给予的和先定的，不是一成不变地摹写在人类意识中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说，真理在这个世界中发生着。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是真理的故事和真理的进程。摧毁伪具体还意味着，真理既不是无法达到的，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真理本身是发生着的，它发展着并实现着自身。
摧毁伪具体有下列几种方式：第一，以人类的革命—批判实践来摧毁。这个实践与人的人化过程是同一的，而社会革命是它的关键阶段。第二，以辩证思维来摧毁。辩证思维溶解拜物教化的形相世界，以透视实在和“物自体”。第三，通过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人类实在的形成来摧毁。因为，真理的世界也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每个人类个体自己的个人创造。每个人都必须去占有他自己的文化，他必须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而不要别人代理。
因此，摧毁伪具体并不是撕下一块帷幕，露出隐藏在后面的现成的、给予的、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实在。伪具体恰好是人的产品的自主实存，是人向功利主义实践的降格。摧毁伪具体是构造具体实在和具体地观察实在的过程。各种唯心主义流派，或者把主体绝对化，探讨怎样观察实在才能使它成为具体的、美的；或者把客体绝对化，认为愈是彻底地把主体从实在中抹掉，实在就愈真实。唯物主义地捣毁伪具体带来了“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解放，因为人们的社会实在将自身构造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这里的“主体”解放指对实在作具体的观察，反对拜物教式的“直觉”；“客体”解放指形成一个在人看来透明的人类环境和合理状态。
人们经常会听到“ad fontes”[7]这个口号，这是对极为多样的伪具体现象的一种反动。这个口号和实证主义“无预先假定”的方法论原则，都以对伪具体的唯物主义摧毁为基础和根据。向“本源”的复归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复归像是一个精通于本源批判之道的人本主义学究，为寻求真正的实在对档案和古迹进行研究。但是“ad fontes”这个口号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形式中（渊博的经院哲学家甚至在这种形式中发现了野蛮，他们对莎士比亚和卢梭的反应就是证据）包含着对文明和文化的批判，包含着在产品和人造物背后发现生产活动的浪漫主义的或革命的尝试，以及在占统治地位的物化实在背后寻找具体的人的“真正实在”、从固定习俗的沉积物中挖掘可靠的历史主体的尝试。
（二）实在的精神理智再现
因为事物不直接向人表明它们是什么，人没有直接地直观事物本质的能力，所以，人们在获得关于事物及其结构的认识时，要经过一番周折。正因为这种周折是通向真理的唯一可行之路，人类时常试图从这种长途跋涉的辛苦中摆脱出来，追求径直地直观事物的本质（神秘主义是人追求真理时的不耐烦的表现）。但是，人在这一艰难历程中还有迷失方向和半途而废的危险。
“自明性”远非物自身的明证与澄明，它是事物之观念的不透明性。自然的东西显现为非自然的东西，人必须通过努力从其“自然状态”中浮升出来而变成人（人提升自己而成为人之在），并认识什么是实在。一切时代各家各派的伟大哲学家，例如柏拉图和他的洞穴神话、培根和他的偶像幻想、斯宾诺莎、黑格尔、胡塞尔、马克思，都把认识正确地规定为对自然之物的克服，规定为至上的能动性和“力量的运用”。人的认识中能动性和被动性的辩证法突出地表现在下列事实中：为了要认识自在之物，人必须把它变成为我之物；为了要认识事物的不依赖于他的实在，他必须将它们诉诸自己的实践；为了要弄清事物在没有他的干涉时是怎样的，他必须干涉这些事物。认识不是沉思，对世界的沉思要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人构造着人类实在，从根本上说，他是作为实践性存在行动着，只有在这一限度内，人才能对实在有所认识。
为了接近物及其结构，发现通向它的路径，与它保持某种距离是绝对必要的。众所周知，对当下发生的事件进行科学的探讨是非常困难的，而分析过去的事件则相对容易些，这是因为实在本身起着某种清理或“批判”的作用。科学要以实验人为地复制这一自然历史过程，这种实验的基础是什么？是适当的、有根据的科学距离。隔着这一段距离，人们可以充分地、不加歪曲地对事物和事件进行观察（席勒在论戏剧的著作中，强调了这种替代真实历史距离的思想实验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