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异化概念奠定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对他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异化概念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尽管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但是，这个概念本身也包含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异化是主体产生的客体又反作用主体，成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异己力量。这个含义一应用到社会历史问题上就显示出它的批判作用。黑格尔只是由于他的温和的保守的政治观点才硬说，只有借助普鲁士国家才能克服异化，只有借助他的哲学才能最终地扬弃异化。费尔巴哈也只是由于他的人本主义的局限性才对现实的异化漠不关心，而只在宗教异化中转来转去。但是，即使如此，他们通过异化概念来说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揭示宗教的实质和秘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异化概念只有在马克思手里才越来越显示出尖锐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来。对人民痛苦的深切同情，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洞见，使他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了异化概念。而异化概念的实际运用，又导致他对对抗的社会关系的理解，促使他进一步去研究社会上的剥削压迫、贫富对立和阶级斗争等具体问题。正是在这种研究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的根源；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铲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地摆脱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概念的研究，坚持了共产主义的根本方向，坚持了理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正确方针，从而积极地推动了马克思哲学的最后形成。
第三，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了奠基作用。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发点，用它来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显然还是力不胜任的。但是，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距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远，它开了一个富有发展潜力的好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其中心思想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异化概念，特别是异化劳动概念恰好在人的活动后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主要之点上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致的。所以，当马克思试图以异化概念作为一把钥匙来打开社会历史的奥秘的时候，他在异化概念基础上建立起的早期理论体系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才能从1844年起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创立了崭新的世界观，而中间不需要在理论上进行重建。这个事实也是实践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检验。
三、异化概念的历史命运
异化概念对马克思来说是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内容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对待它的态度也随着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改变。1844年4～5月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的高峰。但是以后不久，马克思就逐渐明显地改变了态度，转而对异化概念进行批判。与此相适应，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越来越少了。
请看事实：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完后不到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虽然仍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强调人及其本性，继续使用异化概念，但是，这时他对异化概念理解的重心由人和自己的关系转到人和他人的关系。就是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列举的异化劳动的第四个方面表现——人和人的异化被提到了主要地位。这一思想在这本书中虽已提出，但远不如《神圣家族》中表述的那样清晰明白。《神圣家族》中所说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一段话清楚地表明，这时在马克思心目中的人已不是费尔巴哈的一般人，人被分裂了，成为“统一整体中”的“两个对立面”[57]，而这两个对立面恰恰就是现代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此可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虽然还使用异化概念，但是，异化概念中人的本质的地位已经下降，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在马克思心目中的地位则越来越突出了。
《神圣家族》写完后不到半年，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尖锐地批判了他的人本主义异化观。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出发的，虽然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其世俗基础，但“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58]这里，马克思在描述费尔巴哈的观点时，用了费尔巴哈的“自我异化”一词；但当他表述自己的思想时，有意识地回避了“自我异化”。因为，无论是“世俗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或者是“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在这里都可以简化为“世俗基础的自我异化”，马克思偏不这样说。可见，从此开始，马克思便与异化概念保持一定的距离了。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对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内容的核心——人及其本质展开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9]费尔巴哈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假定出一个孤立抽象的人类个体，并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由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内在的无声的共同性，这就是“类”。马克思的这个看法清楚地表明，异化概念在他那里的处境已经和费尔巴哈大不相同了。对马克思来说，异化概念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人及其本质的立论基础。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846年1～5月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异化概念毫不客气，甚至采取了某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方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起码可以找到三例：
其一，当马克思谈到分工会使人们把他们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看成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后，紧接着说：“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60]这里，马克思对异化概念已经附有完全确定的保留条件，并把异化加以引导。看来，在马克思的心目中，除非特殊情况，比如这里是沿用过去哲学家的习惯用语，以便使人们容易懂得，否则，一般可以不必使用异化概念。
其二，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攻击时，曾回忆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产生过程。他说：“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61]这里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类”，当然也包括“异化”等概念原是不太确切的哲学的习惯用语，它们来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表明了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观的影响和遗迹。所以，它很容易使人误解，更容易遭到敌人的歪曲和利用，所以，最好还是不使用这个概念为妙。
其三，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异化观点时曾说：“我们暂且不谈桑乔如何随意地把任何一个关系说成或不说成异化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出，桑乔只是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用关于异化、异物、圣物的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纯经验关系的发展……”[62]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异化概念在青年黑格尔派手里已经毫无任何实在内容，变成了“空洞的思想”和“完全抽象的词句”。为了和他们划清界限，最好不使用这个概念，即使偶然使用，也是为了描述某种特定的看法而“暂时用一下”。
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待异化概念的态度比较明朗。这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用人或人的本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有唯心主义之嫌。马克思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间接地表白了这个想法，他说：“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63]既然用自我异化来解释历史会本末倒置，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那么这就可能意味着异化概念用之于解释历史是历史唯心主义。正因为有此一虑，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总是觉得必须和异化概念保持距离，因为它似乎是“空洞的思想”、“抽象的词句”、“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等等。为了避免别人“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最好不使用这个“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即使有时不得不使用，那也只是选用“哲学家易懂的语言”、“暂时用一下”。一般情况下就不用了。这大概就是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对异化概念的看法。
以后的实践证实，马克思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坚持这种态度。他在1847年1月开始写的《哲学的贫困》中未谈异化问题，而在同年12月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有许多地方牵涉异化内容，但都未冠以异化概念。例如，马克思在一处写道：“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64]这个思想在《神圣家族》中则表现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现在则用“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代替了“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描述了劳动作为商品的出卖问题，他说：“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65]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体现的一幅典型的异化劳动的图景，是对异化劳动的第三方面，即劳动者与他的族类存在异化的生动写照。可是，这时马克思已经不把它称为异化劳动，而是简单地统称为雇佣劳动。由此可见，此时马克思已经对异化概念有所戒备了。
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共产党宣言》通篇没有提到异化概念，只在一处对异化或外化概念嘲弄了一番，把它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哲学胡说”联系起来。《共产党宣言》写道：“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66]对于《共产党宣言》来说，人的自我异化概念已经没有用处，因为人都是以阶级状态而存在，人的异化或外化无非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罢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开头的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7]而不说是异化的历史。
此后一直到1857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论》手稿，马克思一直没有再使用异化概念。
怎么看待这个事实呢？是马克思彻底抛弃异化概念了吗？
从现象上看，不能否认，马克思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确实不用或者很少使用异化概念。但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却完全保存和发展了与这个概念相联系的全部内容。人与阶级，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虽然有所不同，然而这种不同对马克思来说并非绝对的对立，而是反映了他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他研究成果的深入和发展。事实上，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关心人的命运，希望人能够在符合自己本质的条件下生活。但是，他观察人的角度有所改变，他逐渐地认识到，人不仅有社会性，而且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都有自己的阶级性。只有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才能把握人的实质，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造成人异化的社会条件，才能彻底消灭异化。在这个意义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与异化概念并非是什么冰炭不能同炉，也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异化概念。正因为这样，异化概念似乎神奇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出现在马克思的成熟时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