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古代埃及的神话与宗教是“可传”的。最近有研究表明“古典和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自己断言他们的宗教来自埃及，希罗多德甚至明确说明除了一两个例外之外，神灵的名字都是埃及的”[18]。在《黑色雅典娜》一书的第3卷，作者正是在这一思路下，对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名字与古代埃及神话的众神名字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显示出二者存在着明确的渊源关系。这就说明埃及神话对希腊神话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其次，古代埃及神话与宗教不但是“可传”的，而且还是“世界神”的来源。如前所述，朱利安·鲍尔迪（Julian Baldick）的《黑色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通过非洲的神话、传说、礼仪、宗教等的研究，发现它们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都是来源于由希伯来《圣经》和古代埃及所共享的宗教体系——非洲亚洲宗教体系。这就说明，古埃及宗教是古代宗教的两个古老的源头之一。
当前，在文化思想观念上，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文化两个传统来源是：希腊罗马古典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这种概括虽然较为宏大，但也基本上符合历史演变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这两大源头之根源的探讨缺乏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以埃及文明为例，从其文字成就及神话宗教成就两个方面可以发现，古代埃及对两大文明传统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三、希伯来文明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希伯来是历史上对古代犹太人的称谓，意为“来自河那边的人”（这里的河应该是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也向我们透露了犹太人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的信息。今天“犹太人”的称谓，则是《圣经》时代之后的事了。所以，我们这里用希伯来文明来叙述早期犹太文明史，更加符合历史事实。需要格外说明的是，关于早期希伯来历史的记述，《圣经》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依据。
（一）希伯来历史发展的脉络
希伯来的早期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祖先时代、士师时代、第一圣殿时期、第二圣殿时期。
1.祖先时代（约公元前1900-前1230）
这一时代也被称为“族长时代”，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述，往往是与不同时期所产生的著名的部落族长的英名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圣经》的记载，希伯来人的祖先原来生活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的一个叫作乌尔（Ur）的城市。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一说公元前1800年）左右，希伯来人在其祖先亚伯拉罕的带领下，来到了迦南地区。“希伯来”正是迦南人对这些来自于两河流域者的称呼。迦南地区即今天巴勒斯坦地区的古称。这一称呼大约始于公元前13世纪末来自于海上的腓力斯丁人入侵后。当时，腓力斯丁人占领了迦南的西南沿海地区，被称作“巴勒斯坦”意为“腓力斯丁人的土地”。后来，希腊的历史学家逐渐将整个迦南地区都称作巴勒斯坦。
希伯来人在迦南地区度过了由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共3个族长领导的时期后，有可能是遭遇了自然灾害，在族长雅各的领导下迁入埃及生活。他们在埃及生活了大约400年时期，受到了埃及法老的压迫，甚至于到了民族灭亡的危险境地。于是，希伯来人又在其领袖摩西率领下离开埃及，并在其继承人约书亚的继续率领下返回迦南。
2.士师时代（公元前1230-前1020）
希伯来人返回迦南受到了迦南人的抵制，于是发生了战争。战后，希伯来人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同时也形成了两大部落联盟：南方的以色列和北方的犹太。从这时起到扫罗称王，希伯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士师时代。
所谓“士师”，乃是希伯来人的先知、统帅和救世主三位一体的，被看作是上帝选定的、被赋予上帝智慧的人。这些人在当时的部落中起到了组织、领导和协调矛盾的作用。当时，在希伯来人中主要有12个较大的部落。这些部落在应对外族入侵中，逐渐意识到形成统一国家的重要性，希伯来人就开始向统一王国演变。
3.第一圣殿时期（公元前1020-前516）
由于民族利益与抵御外族侵略的需要，在士师时代末期，德高望重的士师撒母尔根据大家的共识，主持挑选出了扫罗作为希伯来的第一个国王。这样，希伯来人就由士师时代进入到君主制时代。扫罗王进行了大量的统一战争，最终战死疆场。其后，大卫王统一了犹太和以色列，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统一王国。大卫王死后，其子所罗门王在公元前956年于耶路撒冷建立了犹太教圣殿。由此开始，耶路撒冷成为希伯来民族的宗教中心，确立了“圣城”地位。希伯来也开始进入第一圣殿时期。
公元前597年，这一地区崛起的新巴比伦王国领袖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军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犹太国王约雅敬，重新拥立了一个傀儡国王。十年后，犹太国企图反叛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再次出兵，攻毁耶路撒冷，一并毁掉了圣殿，并将犹太臣民悉数掳往巴比伦囚禁，史称“巴比伦之囚”。第一圣殿时期结束。
4.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16-公元135）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新巴比伦王国。居鲁士大帝以博大的胸怀释放了巴比伦之囚，并同意他们重建家园和自己的圣殿。公元前516年，希伯来人再次建立起圣殿，历史进入了第二圣殿时期。
这一时期，希伯来人先后在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在亚历山大死后，盘踞在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朝也先后控制了希伯来王国）的统治下。其间，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与宗教信仰，希伯来人同不同的统治者不断地进行斗争与博弈，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当罗马帝国接手统治这一地区以后，对希伯来人及其信仰进行了残酷迫害。这些迫害引起了起义。公元70年，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放火焚毁第二圣殿，将希伯来人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公元135年，希伯来人的最后一次起义被镇压，第二圣殿时期结束。
希伯来民族从此进入了长达1800多年的大流散时期。
（二）希伯来文明成就及其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
希伯来人创造了对人类文明史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文明成就。这些文明直到现在仍然在影响着西方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希伯来文明所孕育的希伯来基督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一起，成为西方文明两大主要源泉之一。因此，我们通过对希伯来文明中一些重要观念的分析，具体地掌握其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原因所在。
1.契约观与一神教
在希伯来宗教传统中，约、律法和先知是3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这里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择其要者，将其上升到观念层面，加以分析。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将希伯来宗教传统总结为两个紧密相关的观念：契约观与一神教。
关于这两个重要观念较为集中的记叙出现在《出埃及记》中：“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全一切所有的。’”
在前边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两河流域的立约观，并且提出它可能对希伯来人的契约观产生影响。这里，我们就沿着这样的历史思维，具体分析一下两者的关系。两河流域的立约观是其初级法律思想的重要基础，按照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分科标准，是属于社会科学中对社会秩序进行协调的法律思想之源。而希伯来人的契约观却是以宗教形式对这一思想加以深化，使之深入到人的精神与信仰世界。
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分析出希伯来宗教传统的历史先进性：首先，希伯来宗教传统中的立约精神将两河流域的立约传统向人的心灵推进，提升到精神信仰层面；其次，希伯来宗教用一神崇拜取代多神崇拜，为国家统一提供了信仰基础，同时否定了“巫术”、“魔法”等迷信思想。
2.民族意识与复国思想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可以从精神信仰以外的领域进一步研究希伯来文明可能为西方文化思想传统所作出的贡献。例如，由于其独特的长期流散的民族历史特点，积累形成的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复国思想，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以来长期的专制统治，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作为“来自河那边的人”，希伯来人从其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从迁徙的记忆中走向我们的视野。来到巴勒斯坦地区不久之后，又由于自然灾害，大部分希伯来人迁入埃及，在那里生活近400年后，又返回巴勒斯坦。此后，先后经历了“巴比伦之囚”和罗马帝国之后近1800年的大流散时期。正是在这种长期流离失所的经历中，希伯来人比其他民族更早地觉醒了民族意识。在此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强烈的复国思想。
早在士师时代末期，希伯来的12个部落正是认识到长期分裂割据给整个民族所带来的无穷灾难，才达成共识，形成了民族王的观念，[19]挑选扫罗作为大家公认的民族领袖。此后，正是在这一民族意识的主导下，希伯来人及其后代犹太人在历经多次的失国与漂泊流徙中，坚守信仰，弘扬民族文化，终于使自己民族的沧桑经历升华成西方文化的二大精髓源头之一。同时，在长期坚守民族意识下所形成的犹太还乡观也成为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运动的渊源所在。[20]
注释
[1]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ⅠⅢ，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2006.
[2]Julian Baldick，Black God：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Jewish，Christian and Muslim Religions，NY：I.B Tauris &Co.Ltd，1997.中文版：朱利安·鲍尔迪：《黑色上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John M.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中文版：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于向东、王琛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4]［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上），4版，董仲瑜等译，7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乌尔是苏美尔城邦时期数一数二的重要城邦，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先后建立过三个王朝。乌尔第一王朝和乌尔第二王朝都是在苏美尔早王朝时期先后存在的割据性政权，而到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则属于基本上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王国性质的政权。
[8]Steven Roger Fischer，A History of Language，London：Reaktion Books Lfd，1999，pp.8990.
[9]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13~14页。
[10]同上书，73页。
[11]《赫拉克里特残篇》，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参见H.W.Saggs，The Greatness That Was Babylon，London，1962，p.196.
[13]参见R·维斯特布鲁克著，白钢译：《十二表法的本质与来源》，见《希腊与东方》，144~1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4]徐新编：《西方文化史》，17页。
[15]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3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6]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49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17]周启迪主编：《世界上古史》，84页。
[18]马丁·伯纳尔著，郝田虎选译：《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1卷：构造古希腊1785-1985·绪言，载“思想史研究”第6辑《希腊与东方》，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9]徐新编著：《西方文化史》，33页。
[20]同上书，36页，页下注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