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恩格斯写作其后期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著作时的历史和思想背景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45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依然不全面，尽管已明显脱离德国唯心主义，并对这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进行了全面批判。这就意味着从一般意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得不强调唯物主义的一面，坚持物质现实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日益为人们所熟知，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始在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建立。德国唯心主义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敌。正如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所揭示的，“新的危险来自于杜林和贝克（Buckle）的实证主义以及哈克（Haeckel）的一元论。这些都侵蚀着历史唯物主义，力图将之还原为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将上层建筑变成基础的彻底被动的反映”[11]。
因此，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出于和这些机械主义立场论战之需而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也坚持澄清自己的这一看法，即尽管经济基础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12]在恩格斯看来，上层建筑可以作为第二位的原因反作用于基础[13]，并因此对历史发挥真正的影响。[14]恩格斯看到了上层建筑中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与基础之间的关系等，都发生“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15]。恩格斯显然想用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来弱化经济的决定作用。然而，他的解决方案却因不经意地转换了“基础—上层建筑论”和黑格尔的“自然—观念论”之间的关系而遭到了批判。[16]上层建筑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17]，就像在黑格尔那里意外和变化都是自然表象中明摆着的事；但同时，就在上层建筑的偶然性之中，经济必然性最终决定了自身的存在，正如在黑格尔那里自然表象中明摆着的意外都是建立在观念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
鉴于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就这一论题所展开的论争，就是围绕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以及决定性问题而展开的论争领域。恩格斯在成熟时期著述中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显然与这些论争脱不开干系。我的观点是，尽管意识形态观与决定论、基础—上层建筑关系说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但却不能把它们视为等同，仿佛它们就是一回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必然是更加复杂的、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现象之中的一个具体的要素。我也曾指出过，有一点可以证明意识形态也可作为普遍的和肯定性的概念而出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意识形态概念时并非总是恰当地将之与更为宽泛的决定论区分开来。因此，发现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被卷入的这场一般性争论对于澄清相关论题并无助益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虽然恩格斯清晰地表述了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内涵，但大量的模棱两可的简洁陈述依然为替代性阐释的出现提供了日益增多的可能性空间。
首先，恩格斯用三种表述方式提到了意识形态概念，它们分别是“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这样一种很具有一般性的表述使得人们至少有可能会认为它们已涵盖了整个的意识形式。在第一种表述中，他暗指“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意识形态统治[18]；在第二种表述中，他提到了“以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ideological）上层建筑”[19]；在第三种表述中，他提到了“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ideological）领域”[20]。前两种表述中对于思维方式的封闭性暗示以及最后一种表述中的概括性指称，的确包含有指代普遍的意识形态形式之意。这当然与一种肯定的和中性意识形态概念直接相关，可如果全部意识世界和文化都可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那把它当作彻底的歪曲来加以思考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针对这一模糊性，必须做一些其他的增补性努力，即参考更加明晰的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从阶级世界观的角度来定义意识形态概念。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21]。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表述都必然导致一种肯定性内涵，因为也可以在一个否定性的内涵框架中对之进行很好的阐释。此外，恩格斯的表述中也存在着优先性权重，正如我所指出的，即他所重点强调的显然是一种否定的意识形态观。无论如何，一些模糊的表述（如上文中我所引述的）中有可能会推导出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阐释，而且这样的阐述在马克思去世后大有增加之势。这不是说这些模糊性表述本身要为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演变负责，它们只不过是种子，是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的微弱因素（few elements），但却为后来出现的肯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提供了一种“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合法性”（a minimal Marxist legitimacy），因为不要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大部分篇幅都支持的是一种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且终其一生，他们都抱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观，这是他们的后继者们所无法挑战和改变的。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F.Engels，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in Selected Works，p.58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411页。
[2]恩格斯：《反杜林论》（Lawrence ＆Wishart，London，1969，p.49）。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Ibid.p.116。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05页。
[4]Ibid.p.117。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106页。
[5]Ibid.pp.400-401。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662～663页。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37页。
[7]同上书，348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47页。
[9]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施密特的信（Selected Correspondence，Progress，Moscow，1975，p.400）。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0]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梅林的信（Selected Correspondence，p.43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G.Stedman Jones，“Engels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New Left Review，no，79，1973，p.31.
[12]恩格斯1890年9月21至22日致布洛赫的信（Selected Correspondence，p.39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199页。
[13]Ibid.p.393。
[14]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给梅林的信（Selected Correspondence，p.435）。
[15]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给博尔吉乌斯的信（Selected Correspondence，p.442）。
[16]参见科尔施的《卡尔·马克思》（K.Korsch，Karl Marx，Russell ＆Russell，NewYork，1963，p.224）和琼斯的《恩格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New Left Review，no，79，1973，p.31）。
[17]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Selected Correspondence，p.394）。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461页。
[18]参见恩格斯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前言”（Selected Works，p.95）。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91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97页。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96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28页。
三、重大缺席
在向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转化的演变过程中，或许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马克思身后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没接触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别忘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这是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就意识形态概念而言）首次在俄国出版的时间是1924年，在德国出版的时间是1926年。[1]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更重要的是）列宁、葛兰西和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的卢卡奇，都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最有力支持否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文本。即便《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会被认为是一个问题丛生的文本，但人们却很少怀疑它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的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系统地、单独地来充分论述意识形态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26年前这一文本的缺席，对于其间所发生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意义重大。这一缺席的后果因为如下事实而加重，这就是马恩去世后最初十年间，历史唯物主义被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系统化和法典化了。这一代人的阐释得以确定并被尊崇为正统。而这一切还是在他们没有看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初形成的关键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发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供最清晰、最概括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地方，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的著述中经过复述、再述才完成了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上的重要作用，因为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文献像《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来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或拓展性的论述了，至少在马克思那里是这样的。
鉴于此，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赖以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本是极其有限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缺席的情况下，可供分析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两部著述就只能是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两个文本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引述最多的文献，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语境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文本包含着很大的模糊性，也没有在基础—上层建筑关系和意识形态现象之间作出恰当区分。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缺席，这两个文本就确认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论。这样的论断又继而暗含着对一种肯定性的意识形态观的支持。于是，逐渐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内涵开始出现。这一过程一开始并非出于有意，无论是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还是梅林或考茨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一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没有整个地放弃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观。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他们的著述中能发现新的意识形态概念观都在或明或暗地逐渐增加。
这并不是说这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的是同一条理论路径。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继续的是恩格斯的战斗，即反对实证的和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并力图揭示上层建筑作为不可还原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所应有的功效；而考茨基和梅林则更倾向于强调经济结构对于意识的直接决定作用。如果拉布里奥拉和梅林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话，那么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则在他们的论述中显得更加立场模糊，这就为肯定性意识形态概念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因此，意识形态概念内涵的新转向既未必单独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也未必单独与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而是在它们二者中同时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