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梁启超归国后，短短二三年内，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国人中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业已形成了不小的热潮。其时，在各种重要的刊物上，评介柏格森诸人学说的文章，随处可见。1922年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重要著作《创化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柏氏重要著作在中国最早问世的译本。同年，《民铎》杂志推出“柏格森号”，发表了包括蔡元培、梁漱溟、张东荪等作者的共11篇文章。茅盾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有专文推荐，他说，专号出版先有预告，故许多读者“都已望眼欲穿了”。[26]借助译作和这个专号，柏格森生命哲学已经相当全面地展现在了中国广大读者的面前了。与此相应，“直觉”、“创造进化”、“生命冲动”、“意志自由”、“精神生活”等，生命哲学的许多术语都成了时髦的用语，甚至连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也都在讲“柏格森之学与唯识家所说相合。”[27]而对一些人来说，若有机会赴欧与二氏见面，自然更是一种荣幸。张君劢说：“宰平之来欧，其见面第一语曰：此来大事，则见柏格森、倭伊铿两人而已。当其初抵巴黎，吾为之投书柏氏，久不得复，宰平惘惘然若失，若甚恐不遂所愿者。”[28]蔡元培、林宰平赴欧，都千方百计谋与柏、倭二氏见面，以能听其讲学为荣。[29]他们以共讲社名义邀二氏来华讲学既不可得，便接受倭氏的推荐，转邀杜里舒（Hans Driesch）。后者与其时先后来华讲学的杜威、罗素、泰戈尔诸人，相映成趣，同样风行一时。与此同时，以二氏学说为重要立论基础的梁漱溟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也正值洛阳纸贵。梁在书中说：“（西方）这时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学”，“而这派的方法便是直觉。现在的世界直觉将代理智而兴，其转捩即在这派的哲学”。[30]这些因素相辅相成，无疑都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影响。丁文江曾仿顾炎武的语气说：“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31]这种情绪化的批评，也正反映了人们对于柏格森学说趋之若鹜。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严既澄能这样斩钉截铁地说：“现在世界的思想，最显著的转捩，就是从主知转向主情志。”[32]而菊农更进而断言：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已成为西方的“现代精神”，在哲学方面柏格森正是现代精神的代表。“时代精神真是势力伟大呵！科学万能之潮流还不曾退去，形而上学依然又昂首天外，恢复原有的疆域了。”[33]至于1923年的“科玄之争”，自然更应当视为此一思潮在中国激起的强烈反响了。[34]
[1]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坚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01-10。
[3]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54、5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杜亚泉：《论社会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289页。
[5]民质：《倭铿人生学大意》，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01-10。
[6]行严：《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12-15。
[7]陈独秀以为，中西国情不同，中国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于落后，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不适合于中国。笔者对此拟另文论列。
[8]陈独秀：《敬告青年》，见《独秀文存》，5、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9]***：《厌世心与自觉心》，载《甲寅》，第1卷第8号，1915-08-10。
[1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全集》，第1卷，69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见《胡适全集》，第2卷，384、381页。
[12]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17页（文内页）。
[13]［英］罗素（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3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4]［英］彼得·沃森（Peter Watson）：《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7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5]梁启超：《欧战测蠡·小叙》，见《饮冰室合集·文集》（3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9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7]同上书，881页。
[18]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
[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81页。
[2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9、36、8、10页。
[21]同上书，12页。
[2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9～12页、18页。
[23]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见《科学与人生观》，6～7页。
[24]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62页。
[25]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02-10。
[26]茅盾：《介绍〈民铎〉的“柏格森号”》，见《茅盾全集》，第14卷，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7]李渊庭、阎秉华编著：《梁漱溟先生年谱》，4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28]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载《改造》，第3卷第12号，1921-08-15。
[29]1921年3月，林宰平在倭铿家听讲三次，每天下午自4时讲到天黑。后复与蔡元培又访倭氏一次，也是听讲（宰平：《倭伊铿谈话记》，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林终得与柏氏约谈一小时，并代蔡元培问：“君之所论直觉，其实行方法如何？”（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载《改造》，第3卷第12号，1921-08-15）
[3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0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1]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见《科学与人生观》，29页。
[32]严既澄：《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454页。
[33]菊农：《杜里舒与现代精神》，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8号，1923-04-25。
[34]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中说：“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科学与人生观》，17页）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我常想，假如当日我们用了梁任公先生的‘科学万能之梦’一篇作讨论的基础，我们定可以使这次论争的旗帜格外鲜明，——至少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纷争”（《科学与人生观》，9页），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拷问“合理的人生”与文化诉求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1]欧战前后，国人反省现代性的集中表现，即在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重新判分中西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揭出了建立“合理的人生”的文化诉求。这是国人对西方现代思潮变动作出反应和“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诂”的产物。
自戊戌维新以降，追求西学、批判中学渐成潮流，至新文化运动而登峰造极；与此相应，以“旧文化”与“新文化”、“古代的文明”与“近世的文明”，即从进化论的角度，判分中西文化为后进与先进的文化，也浸成固然。但是，欧战后，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判分中西文化，以为优劣长短互见，却异军突起，变得十分流行。[2]早在1913年钱智修即指出：“近年以来欧美各国，咸感物质文明之流梏，而亟思救正。”[3]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更径称，欧人正“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4]将“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提对举，张君劢讲得最完整：“自孔孟以至宋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5]迨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风行天下，此种判分更成了新潮。胡适对此十分反感，斥之为“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强调它隆中抑西，典型地反映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和旧势力的猖獗。[6]瞿秋白也以为，这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7]长期以来，学界许多论者也往往据此认定梁启超诸人的思想，从主张学习西方向固守传统后退。但是，实际上，这是失之简单化的一种误读。除了像释太虚这样极个别者外，[8]时人所谓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乃特指西方近代文明；同时并不否定西方有自己的精神文明，只是强调近代西方文明趋重物质，失之一偏。例如，杜亚泉说：19世纪后半期，西方“物质科学日益昌明”，唯物论遂代唯心论而兴，“物质主义之潮流，乃弥漫于全欧，而浸润于世界矣”。[9]陈嘉异也说：“迄于十九世纪末之欧洲，自然科学日兴，唯物论日盛，遂成为过重物质文明之时代。”[10]不过，从总体看，张君劢表述得最清楚。他指出：世界上既没有不衣不食不住的民族，则其文化自然不能少了物质的成分；反之亦然，谁无宗教、美术、学问？故既称文化就不可能没有精神的成分。但是，尽管如此，就其成分之多少，则有畸轻畸重之分。“吾人所以名西洋三百年来之文明为物质文明者，其故有四”：思想上相信机械主义，并以此解释人生；“学术上多有形制作”；“全国之心思才力尽集于工商”；“国家以拓地致富为惟一政策”，[11]不惜以军事为后盾。足见，时人目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并非简单贬抑西方文化，虽意含讥讽，却体现了反省的理念，而与传统的抵拒西学，不可同日而语。如上所述，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就认为欧洲19世纪的文化趋重于物质文明，有失“伪与偏”；新文化运动年轻的主将罗家伦，一度也批评西方社会受物质文明的支配过了度，结果引发了这场欧战，都同样说明了这一点：“物质本来是供人生利用的，但是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物质的科学极端的发达，而政治社会的科学的发展反不及他；于是人生受物质文明的支配过了度，几乎变成机械一般。这次大战，也未始不是极端物质文明的结果。”[12]与此相应，时人目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也并非简单固守传统文化，虽意存自得，却体现了反省后的自信，而与传统的虚骄，同样不可等量齐观。所以，梁漱溟对胡适所谓“妖言”的指斥，不以为然。他曾不止一次这样说：人们总喜欢说，西洋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这种话自然很浅薄”，因为西洋人在精神生活及社会生活方面所成就的很大，绝不止是物质文明而已，而东方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见得就都好，也确有不及西洋人的地方。“然则却也没有办法否定大家的意思。因为假使东方文化有成就，其所成就的还是在精神方面，所以大家的观察也未尝不对”。[13]所谓“没有办法否定大家的意见”，“大家的观察也未尝不对”，归根结底，是强调时人此一文化观念的形成，终究是反映了变化了的东西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