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仅关涉个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及其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而且关涉社会的民主与进步。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越来越被看成是推进社会平等的工具。然而，全球高等教育入学规模的扩张——1970年大学注册人数为2800万，2005年达到1.5亿人——并没有有效缓解人们在获得教育机会时面临的歧视和不公正现象，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在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可能遇到更大的障碍。因此，如何确保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合理性与公正性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各国政府在不断增加教育供给，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都在积极建构社会改革方案，以弥合人们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鸿沟。但是，任何一项改革或社会方案的提出或实施，都必须立足于对本国国情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一种“最佳的做法”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并不意味着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会成功。一种社会改革方案只有对一个体系的性质进行反复的思考，才能在这个体系范围内发挥有效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把研究重点转向本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高校招生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出台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以此来透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机制，勾勒出不同时期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实然”角色。
目前，国内外对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有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现状的实证研究；其二，有关中国教育政策变迁的研究。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有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实证研究对于我们发现和认识存在的问题不无裨益，但这些研究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研究，在揭示了“是什么”的问题后，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如此”的问题，研究者并没有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政策置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而有关中国教育政策历史变迁的研究和分析，缺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教育政策整体性、连续性的发展路径及价值取向的梳理和分析。另外，研究者一般采取政治、经济、精英教育、大众教育等二分法来进行比较和分析，或者把“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政策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政策相割裂，国外研究者多侧重从权力斗争的视角分析中国的政策变迁。事实上，中国教育发展的两种策略从来都不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之间互相包含共同的因素。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连续而非断裂的关系，要摆脱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因此，就存在着对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机制，背后的价值、理念，以及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机制中政府角色的历史变迁和实践逻辑进行重新认知和解释的必要。
本书着重研究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从历史的视角归纳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机制呈现出哪些基本特征。在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分配机制具有不同的特征，本书依据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标准，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按照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来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致对应1950—1957）；第二个阶段，政治标准成为主导（大致对应1958—1976，不包括调整时期）；第三个阶段，学术标准被重新确立并且逐步向多元化标准转变（大致对应1977年至今）。（2）探究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政策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力图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来分析和比较“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揭示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制度建设，以及高校招生政策背后的价值、理念的差异及其之间的关系。（3）透过历史事件分析国家、高校、社会、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既体现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导向，学校的使命和办学理念，社会与市场发展的需求，同时还体现着民主化进程中个体的权利诉求，存在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需要通过研究进一步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勾勒出不同时期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实然”角色。
基于这样的目的，在研究视角方面，本书更强调历史性的研究，强调真正关心一个具体的国家——在本书中就是指中国——这一意义上，政府在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实际的实践活动。遵循这一研究视角，本书主要采取文本分析法辅之于少量的访谈法开展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以近60年的《人民教育》《人民日报》文献资料为核心，结合不同时期领导人文集、各类回忆录、档案、统计年鉴等资料开展研究，尽可能比较详细地了解不同时期的背景、理念和制度设计，克服研究者“不在场”所产生的偏见和误读。
本书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标准为切入点，将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角色厘定为三类：作为标准制定者的政府角色；作为资助和补偿者的政府角色；作为供给者的政府角色。对不同阶段政府角色的认知基于以下逻辑：首先，阐释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的使命和任务。不同的使命和任务必然体现为不同的制度设计。对高等教育使命和任务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认识不同时期分配标准选择的价值基础，而且有助于认识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其次，梳理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办学体制，包括高等院校的层次和类型结构。这关涉政府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体系。最后，对不同时期的分配标准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并由此认识作为资助和补偿者的政府角色。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一个连续而非断裂的过程。在其发展历程中，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要求而被赋予新的职能，从总体趋势而言，它从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经济，到目前服务于人的发展的职能逐渐凸显。伴随着这一变迁过程，高等学校、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必然面临新的调整，这一调整过程也是各个主体利益不断厘清的过程。总体而言，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角色总体趋势是逐渐从控制走向协调。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由政府垄断供给、独家经营的局面逐步走向多元化（供给主体多元化，分配标准多元化，资助主体多元化）。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踯躅与徘徊，矛盾与冲突。在整个发展历程中，政府的角色不断被调整和修正，每一次都面临着对权力的重新界定，对责任的重新划分。在面对现实和未来不确定的矛盾和冲突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调整和修正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