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如果你想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
——［美］哈罗德·珀金
我们决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社会。即使我们能说服大多数同胞跟随我们的行动，恐怕也没有任何可能使一项“社会方案”得以实施。只有对一个体系的性质进行反复的思考，人们才能在这个体系范围内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个道理说来简单，其实不然。人们对社会的本来面目总是不加顾及，而热衷于炮制各种毫无可能实施的“社会方案”，因为这些方案对人类各种体系的复杂活动和真实的社会结构一窍不通。
——［法］米歇尔·克罗齐埃
一、公平之困——增长的限界
现代社会，能否获得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不仅关涉个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及其在未来社会中的处境，而且关涉社会的民主与进步。20世纪60年代以来，是世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高等教育被看成是推进社会平等的工具，并被期待能够打破历史遗留下来的阶级界限，为全体人口创造更大的机会。[1]然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知识的掌握都和一大堆不平等现象、排斥现象以及社会斗争如影随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范围内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急剧增加，从1970年到1990年，高等教育注册人数增加了一倍，大学生从2800万增加到6900万，到2002年达到了1.22亿，估计到2025年可达到1.5亿。[2]但是，高等教育入学规模的扩张并没有有效地克服或缓减人们在获得教育机会时面临的歧视和不公正现象。[3]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自1999年实行“扩招政策”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入学人数不断攀升，截止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已达2300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26.5%。[4]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我国城乡、区域、阶层差异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之间有很大的关联。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在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可能遇到更大的障碍。沃尔特斯称之为“增长的限界”，在他看来，单纯的教育扩张本身不一定会改变各社会群体在“教育队列”中的相对位置。教育机会的获得依然与家庭背景顽固地缠结在一起。精英阶层总能做到通过接受比竞争者更多的（或更珍贵的高档次的）教育而排列在教育队伍的最前列。教育扩张实际上成为在国家政策试图缩小教育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上层维护自身在教育上享有优越地位的一个“安全阀”，为精英阶层提供了规避改革的工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教育扩张可能起到一种反改革的作用，抵消旨在通过改变教育机会分配规则实现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外在干预。为此，他指出，除非我们同时关注教育体系中教育机会的分配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认清教育扩张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这就需要研究者关注教育体系中规模增长与机会分配这一双重过程，避免出现非此即彼的倾向。[5]事实上，各个国家在不断增加教育供给、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都在积极建构社会改革方案，尽量弱化入学机会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弥合人们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方面的鸿沟。
然而，任何一项改革或社会方案的提出或实施，都必须立足于对本国国情具体分析的基础之上，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佳做法”。伍尔考克和普里切特强调，“最佳做法”这种心态经常产生功能失常，一个在世界某个地方很成功的做法会立即被广泛宣扬，成为一个让世界其他地区仿效的典范。成功的项目通常是特定的，涉及詹姆斯·斯科特所称的“因地制宜”，即使用当地的知识解决当地问题的能力。这就促使我们把研究的视线投向本土，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高校招生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出台时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以此来透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机制，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背后的价值、理念，进而分析在不同时期，政府实际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与学校、社会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其实践逻辑是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和启示等问题。
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发生过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对个人、社会、国家产生的影响，是如何评述都不为过的。其一是在1966年夏，实行多年的高校招生制度，由于被看作“分数挂帅”，产生修正主义的祸根，而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6]其二是1977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高考制度的恢复。这两件对中国教育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诸多影视、文学、报道中都有所闻。然而，进行严肃的反思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它会让我们突破常识的迷雾去思考：作为个体是如何被卷入或抛弃的；作为国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相径庭的运作方式；作为一段“已经过去的”的事件，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与评述？任何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是一种理性和客观的评价。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学者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一制度是导致社会不公正、教育质量下降的根源。刘道玉通过对天津和北京的顺义区的调查指出，广大工农子弟不怕考试，“十六字方针”是走后门的方针。周雪光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他指出，1972—1976年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7]然而，当我们想尽量忘却“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时候，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却试图从中寻找所谓“中国经验”。因此，去了解过去的历史就显得非常必要。哈罗德·珀金指出，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如果你想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8]
[1]［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48.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报告.从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M］.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该书为网络版，2005.19，92.
[3]Tristan Mccowan.Expansion without Equity：An Analysis of Current on Policy to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in Brazil.Higher Education，Institute of Education，University of London，2007，（53）：579-598.
[4]董洪亮，肖思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5%［N］.人民日报，2011-03-29.
[5]［美］帕梅拉·B.沃尔特斯.增长的限界——历史视角中的教育扩张与改革［A］.莫琳·T.哈里楠.教育社会学手册［C］.傅松涛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18，333，338.
[6]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N］.人民日报，1966-06-18.
[7]查全性.直言恢复高考，邓小平当场拍板赞成［EB/OL］.荆楚网http：//news.tom.com/2007-01-31/002D/20974214.html.2007-01-31；刘道玉.大学校长口述——高考在1977年恢复［N］.新京报，2007-03-1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M］.美国大学出版社，第四章第六节，该书为网络版.
[8]［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49.
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现状及政策变迁的历史检视
（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现状
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学术期刊网（CNKI）上，以“高等教育机会”为关键词检索，最早论述有关高等教育机会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1]事实上，教育机会与社会分层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在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却是一个禁区。[2]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随着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开始凸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层问题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近年来，由于社会阶层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化，人们对自身权利的关注以及对社会公平的诉求使这一问题日益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目前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
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体现在城乡学生高等教育的升学率方面。赵叶珠对一些综合大学学生家庭背景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占15%，来自地、县级小城市的大学生占41%，来自乡镇的大学生占15%，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占28%。按照城乡人口折算，20世纪80年代城市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乡村的9.6—12.8倍，90年代城市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乡村的5.8倍。[3]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城乡间的巨大差异，还体现在城乡学生对不同层次高等教育机构的选择方面。曾满超对来自城乡的大学生在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的分布情况作过统计，结果表明，城乡大学生在就读高校的层次上也存在明显差别。另外，根据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城市本科生是农村的281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在2000年是17.6%，比1990年下降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在1999年是16.3%，比1991年下降2.5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在2002年是22.3%，比1990年下降5.7个百分点。而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学院等非重点大学，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63.3%，比2001年高出7.9个百分点。[4]
高等教育层次越高，农民子女获得高等教育就读的机会就越少，在部属院校、地方本科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三分结构中，农民子女在专科层次就读的比例是最高的。[5]城乡高中生对高等教育有着同样强烈的需求，但学生的城乡背景与影响高等教育需求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当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较低时，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希望接受高等教育；当高等教育预期收益率较高时，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希望接受高等教育。当家庭网络资源比较少时，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更希望接受高等教育；当家庭网络资源较多时，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更希望接受高等教育。农村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他们改变其不利社会地位、实现流动的唯一渠道。[6]
2.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
高等教育的地区差距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布局、发展规模以及招生政策等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高等教育的分布极不均衡，高等教育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最大型的城市，在个别省的地级市甚至没有高等教育机构。全国600多个县级市中，300个左右没有高等教育机构。[7]李文胜把每百万人拥有的普通高校数定义为RA（Relative Abundance），用来表示各省高校的相对丰富程度。结果发现，1998年的RA数在各省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北京，这个拥有最丰富高等教育资源的城市，每百万人所拥有的普通高等院校数，即RA数接近于5；而相反地，在四川省这个人口大省，RA数只有0.50。天津和上海的RA数也高于其他省份，分别是2.07和2.71。除了四川省以外，山东、河南和安徽三省是高等教育资源最不丰富的三个省，RA数分别是0.55、0.54和0.54。尽管最近几年中国高等院校招收的新生数增加很快，但是在各省之间的分布却非常不平衡。[8]也有研究者按照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进行高等教育规模分级，第一级（1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第二级（7万—10万人）的城市有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重庆、成都、广州。从高等教育规模绝对量的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高等教育规模较大的城市非常密集，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为稀疏。全国范围内高等教育集中于人口规模大的大型城市。[9]另外，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数相对人口比例来说，在不同省区之间的分布也有较大差距。云南和四川最低，分别为0.54和0.57；上海、北京和天津最高，分别为2.62、2.28和2.08。由于受高等教育招生配额的影响，出现了在全国统一高考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学生上大学的分数差距显著的情况。[10]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各地区人口享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差异很大，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获得方面极不均等。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差异方面，当前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分布状况是西部民族地区（西藏、青海等）和部分直辖市占有明显优势，而人口大省和部属普通高校较少的省份则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国家对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以及各地人口和历史发展不平衡等。[11]高等教育扩张使高等教育机会总量迅速扩大，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总体性的机会不平等，但是个别省份之间的两极分化加剧也是明显的事实。刘精明把全国划分为五个区域：直辖市；东部省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1）包括内蒙古、陕西、重庆等；西部地区（2）包括广西、四川、云南、甘肃等。其中，西部地区（2）与直辖市相比较，高等教育机会两极分化在明显加剧。[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