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生[1]
11年前《语文教学通讯》“封面人物”选择了我，我以《提高语文教学效率》为题，总结了自己的教学工作。编辑与教研人员给我以多方面的鼓励，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给我以肯定，这些都成为我在学生心田里耕耘的力量。
这11年，我不仅教语文课还一直当班主任，自1986年起又任学校的校长兼书记。我不仅在本校的园地耕耘，还得到别的地里干活。每年要外出开会四个月以上，已经跑了80多万里路，在30个省市自治区做了660多场报告，讲了520多节公开课，接待了28个省市的38000多人次来访，处理了15000多封来信，发表了100多篇文章，主编或撰写出版了12本书。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中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书长，全国现代教学艺术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38项社会兼职。
不停地干活，不停地耕耘，便愈加品尝到了劳动耕耘的乐趣，也便有了一点收获。
《语文教学通讯》的领导与同志们认为我是全国青年教师中劳动量最大的人，愿意再次选择我为封面人物，让我再认真总结自己的教学工作。我征求一些朋友们的意见，他们觉得，从回顾教学经历的角度写，可读性会强一些，这便引发了我一串串的回忆。
[1]魏书生：《教学经历回顾》，载《语文教学通讯》，1995（1）：4～7
为什么愿意教书
我爱读书。
16岁正是渴望读书的时候，中外文明史上那黑暗的一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开了，“文革”既然开始，学校便也终结。我刚念完初三，一切升学的美梦均告破灭。
于是，跟同学们一起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去参加“文革”。运动了两年，愈加莫名其妙，正在不知将来以什么为职业的时候，“文革”浪潮又把我们推到了广阔天地，据说去“大有作为”了。我便从沈阳市三十二中学，下乡到辽宁的南大荒盘锦。
同学们付出的劳动时间不算短，常常日不出则已先作，日已落而尚不息，劳动所得却连饥肠都无法填饱，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更无从谈起。端起碗来喝白菜清水汤，放下筷子却绝没有人敢骂娘，原因是劳动归来还要抓各种各样的斗争会、批判会。大家绷紧了那样一根弦过日子。“阶级斗争”果然“一抓就灵”，人们饿得要命，却能够搜肠刮肚，想出各种各样权势者爱听的话，来进行“大颂扬”。并且表决心，要进一步勒紧腰带，去支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因为据说，他们正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苦日子，在水深火热中受着煎熬。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到十个月，我便当上了民办教师，那一年，我19岁。
我读书的时候，并没想过能去教书。
刚听到让我去教书的时候，我并不愿去。我们全班55名同学下乡在一个青年点。有一位同学先我分配，到县城的公路工程队去做筑路工人，同学们都羡慕得厉害。对我去教书则感到惋惜，有的朋友劝我别去，以便等待当上领导阶级的机会。尽管不愿去，但我又不敢不“把一生交给党安排”。便服从命令去教书了。
教书之后，才发现学生们心灵世界的广阔。农村孩子们真诚、质朴、勤劳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我教的第一届学生便是小学毕业班，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第二届的学生，年龄大的，才比我小四岁，这样我们共同语言便比较多。当时教材又比较浅，剩余时间，我便给学生读《红岩》《欧阳海之歌》，讲我看过的一些书，介绍城里的一些事情，他们也告诉我一些在城里人那里听不到的农村的习俗、秘闻。生活在他们之中，我感受到精神的满足，灵魂的安宁。
那时，大人们为了适应形势而违心地斗争、批判、清队，整自己的同胞，我感到深深地悲哀而又无可奈何。于是我便决心在学生的心田里开辟一片绿地，播撒上真、善、美的种子。
我想，这世界上如果由于自己的存在而多了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灵，那我便获得了生存的幸福，有了一份生存的价值。
我一直认为：人活在世上，能不能幸福，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有一颗好心。心肠好，那么穷点、富点、轻点、重点，寿命长点、短点，他都能坦然无愧、豁达大度地对待，从而活得心安，活得幸福。人活着对他人、对世界有没有益处，有没有贡献，最主要的也在于他有没有一颗好心。心肠好了，那么体力强点、弱点，才能大点、小点，他都能尽心竭力地为他人为世界做好事。反过来，心肠坏了，就不好办，他自己活得太累、太麻烦，别人也会由于他的存在而累、而麻烦。教师显然是最有利于培养真诚、善良、美好心灵的职业，于是我便迷恋上了教书。
为了教书，我放弃过招工进城的机会，在农村教了两年零四个月书。
1971年秋，辽宁省历史博物馆要招工作人员，从我们农场近4000名知青中选两名。农场领导确定了我，同志们也劝我去，我心灵的天平向去的一方倾倒了，办了回城手续，办了户口。正在整装待发的时候，事情又有了变化，这两个名额不给盘锦而给沈阳了。后来我被分配到当时盘锦最好的工厂，盘锦地区电机厂。
我深深地想念着学校，想念着学生，想念着学校的老师们，到厂的第一天，便向领导提出不愿在工厂而要到学校的要求，但未获批准。我便继续申请着，即使在两年以后，确定我做厂级领导接班人时，我仍一遍又一遍地申请当教师。
“批林批孔”时，我因赞扬孔夫子是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并且不满“无命”运动而受到批判。某一位领导从我的日记、文稿中摘录出的我的“反动言论”竟达108条之多。有的时候，我一天要挨三回批判，由政工干部下放到车间做工人，头上顶着若干顶帽子，自然没有了申请做教师的资格。
好在只过了两年多，“四人帮”便折腾完事了。他们一朝覆灭，人们也就认为我不反革命，便又让我离开车间，负责所谓的“七·二一”大学工作。我想，我既没有罪了，何不要求去教书呢？领导同情我被批判时的遭遇，终于答应了我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六载夙愿，一朝得偿，喜悦之情，难以言喻。
初试教改
1978年2月，我到盘山县三中教语文课，当班主任。不到半年，便不再让我教课带班，而让我当教导处副主任，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
听到这一消息，我连夜写辞职报告，因为我费尽唇舌，历尽辛苦，谋求的就是能带班教课，如果愿意当干部，我早就可以当比教导主任大得多的官。于是，我苦苦要求让我继续带班教课。半年以后，领导答应了，但条件是以学校工作为主，兼班主任教语文课。
当时学校1500多名学生，26个教学班，两名主任，一位主抓教育，我负责学生思想教育。那时学生纪律又特别不好，我每天忙于学校事务，自己班级学生自觉性也不强，双方常常无法兼顾。于是便开始尝试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学能力的教改实验。
当时是1979年3月。
那时我觉得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首先碰到的是学什么的问题。我同学生谈心，相当多的学生苦于不知语文究竟学些什么。他们感觉练习册到处是，花样翻新的试题如海浪般涌来，思维之舟掉在里面，不辨方向，不着边际。于是我便和学生商量、讨论，画出了“语文知识树”。15年前我们画的语文知识树下有十一个分枝：拼音、生字、词汇、语法、修辞、标点、文学常识、文言文、阅读和写作。分枝以下还有小枝和杈，自学语文就先要扎扎实实地学习这些最基本的知识。
学生按照语文知识树去学语文，就像司机按照交通路线图驾驶汽车到没有去过的地方一样，做到了心中有数，少走许多冤枉路。
明确了学什么，紧接着就要解决怎样学的问题。自学能力既是一种优良的心理品质，又是一种个性特征。任何心理品质和个性特征都要经历知、情、行、恒的心理过程才能形成和发展，我便按照这个规律去培养学生。
首先提高学生对培养自学能力的认识。其次使学生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学的幸福和欢乐。再次，教给学生自学语文的方法。如：怎样读总体语文书，怎样读一本语文书；怎样读一类文章，怎样读一篇文章；怎样提高学习效率，怎样制定语文学习计划等。最后，引导学生持之以恒地坚持自学计划。
1979年，我没批改过一本作业，没批改过一本作文，除统考外，我没搞过测验、考试。但我教会了学生怎样留作业，怎样批改作业，怎样批改作文，怎样出考试卷。一学期的教材我只用30多节课就讲完了。我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校学生的管理工作。但这届学生的语文成绩在县内遥遥领先，参加县内中学语文能力测验我们获第一名，参加全县30所中学听、读、写竞赛获第一名，学生升学考试成绩比重点中学平均高7.8分（当时我校是一般中学，学苗是经重点中学选拔过的）。
1979年年末，我便在营口地区语文教研会上宣读自己作文教学改革的论文，在会上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支持者热情鼓励，反对者也慷慨激昂。
1981年暑期，第一届实验班学生毕业，我写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一文，在省中语会宣读，得到多方面支持，同年送全国“中语会”二届年会交流。《中国教育学会会刊》全文刊载了我这篇文章。广西《中学文科教学》杂志为我开辟了一个专栏，王世堪院长亲自为我写短评，专栏还登了我的两名学生的文章。那时我的中学教龄还不到四年，学历只是初中。得到这么多老师、领导的鼓励、支持，既有感激，又有惭愧，还有不安。默默地把感激、惭愧、不安在心灵深处转化为上进的动力，继续朝着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处探索。
曾经有人认为，我的语文教学不像语文教学的样子，而是思想教育、是班主任的工作。我越往语文教学的深处探索越感觉到：人脑这部机器应该分为两部分，动力部分和工作部分，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学习的动力不能代替学习的实践，反过来，学习的实践也不能代替学习的动力。回忆自己走过的语文教改之路，我感觉最满意的一点就是始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我教语文极为轻松，根本原因也在于育人，在于引导学生成了语文学习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