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哲学能使人聪明。恩格斯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通过学习哲学可以锻炼人的理论思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中国战国时代大儒孟子说，人本来就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他所说的“智”这个固有的善端，就相当于恩格斯说的理论思维这个“天赋的能力”。恩格斯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孟子也认为“善端”需要不断地“求其放心”（《孟子·告子上》），将丢失的本心找回来。明代王阳明说：“圣人之学，心学也。”[3]所谓心学，就是认真读圣贤书，结合自己的思想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与文化素养。这也就是孔子所谓“为己之学”。
因此，哲学是深刻的，有大用的。要有高素质，不能没有哲学，要做大事业，也不能没有哲学。学哲学，用哲学，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经验。
哲学的内容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说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人类精神是丰富多彩的，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真、善、美。因此，哲学按研究内容来分，可以分为求真的哲学，求善的哲学与求美的哲学。
求真的哲学，根据科学成果，通过逻辑分析，探讨宇宙本原。西方哲学以这种求真的科学哲学为主流，因此，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要与科学家结成联盟。
中国传统哲学以求善的政治哲学为主流，研究讨论的主题主要是社会治理的问题，讨论人性也是与治理社会相联系的。政治哲学是以历史上政治兴衰成败作为借鉴，以当代人的性情作为根据进行研究的。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与政治家结成联盟。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是密切相关的。按韩愈的说法，周公以前，政治家与哲学家合于一身，所以古代圣王既是哲学家，也是政治家。周公以后，政治家与哲学家分离，政治家是君，哲学家是臣，研究理论比较深入，实行需要政治家的配合。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寻找合作的政治家。管仲与齐桓公，商鞅与秦孝公，李斯、韩非与秦始皇，陆贾、叔孙通与刘邦，贾谊与汉文帝，董仲舒、公孙弘与汉武帝，魏徵与唐太宗，王安石与宋神宗等，都是哲学家与政治家配合的例子。二者合则双赢，离则共悲。
哲学理论，共性是深刻。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深奥难懂；一是通俗易懂（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所以又说是“深入浅出”）。通过严密的逻辑，从概念到概念，推导出一套抽象理论，当然就显得很深奥。如果用生动的故事来阐述深奥的道理，当然就通俗了。语言通俗了，道理还是深刻的。关于这一点，孔子、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有共同的看法。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是从董仲舒那里听到孔子关于撰写《春秋》的宗旨是：“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我想撰写抽象的政治哲学理论，不如将理论体现在史事叙述中那样深刻形象。司马迁也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融入史事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这“一家之言”，就是司马迁的政治哲学。
有的人认为哲学是没有用的。为什么没有用？这是现代教育的一大弊病。教育应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而现代教育培养的是从事一种职业的专门人材。例如会计专业就是培养当会计的人材，当会计所需要的知识都列入课程，与此无关的知识就不在课程之中。又如机械专业，所设置的课程都与这个专业有关系，而伦理、文学、传统文化、历史，都与该专业无关，因此都不设课。人被培养成具有专门用处的材料，所以叫人材。
中国传统培养的是人才，是素质比较高的、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广泛适应能力的通才。孔子讲：“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就是说所要培养的君子不要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种用处。现在所谓“专家”，就是专门从事某一方面技能有突出成绩的专门家。他可能在其他方面，例如管理能力、政治眼光、经济头脑和文化素养等方面，未必达到普通人的水平。
关于用，是很复杂的问题。有直接的用，也有间接的用。面包可以吃，这是直接的用。麦子可以磨成面粉，再做成面包吃，这是间接的用。把麦子撒在地里，有没有用呢？那是为了收获更多的麦子。如果有人不理解农民为什么撒麦子，那是要被农民笑话的。可以用于衣、食、住、行的，都是有用的。满足物质需要是用，满足精神需要也是用。听音乐不能充饥，下围棋也不能御寒，观察天文，考古发掘，都不是直接服务于吃和穿，但是，这些也都是有用的，是社会所需要的。
哲学有什么用呢？它能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会使人更聪明一些。这不是很有用吗？千金难买聪明！打篮球有什么用？为了锻炼身体，使人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也是千金难买的呀！学哲学与打篮球相似，都是为了提高能力。差别在于一个是智力，一个是体力。一切思想理论的作用在于启迪智慧，使人更加聪明。不重视智慧的培养和思维的锻炼，只想生搬硬套，再好的思想理论也会被糟蹋了。理论没有直接的用，也不会产生直接的物质成果，都不解决衣食的问题，虽然如此，却都是有大用的。正如庄子所谓“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世间》）。无用之用，是谓大用。同样道理，世界上各种正当职业，都是对人类有用的。科学研究，大家都知道有用。但是，开始研究具体科学问题时，往往还不知道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用处。例如，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质，当时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研究出来后，既可以制造原子弹杀人，也可以用于治病救人。以后还会发现它的其他用处。而这些却是居里夫人所不知道的。发明电的人也一样不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如何用电的，更不知道有电灯、电话、电视、电脑。总之，科学研究不可能都预先知道它的用处。开始往往对有什么用处并不很清楚。
明确用处以后，才去研究，创新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急功近利，不利于科学研究，还容易导致弄虚作假。
总之，哲学道理是深刻的，形式可以是通俗的，形象生动的。本书的内容就是中国传统的智慧，撰写追求的目标有三：一是通俗；二是有趣；三是有用。不知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以及达到什么程度，只好由读者评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同上书，467页。
[3]《象山文集序》，载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2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