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人之际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究天人之际，是探讨世界的奥秘以及与人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演变过程，寻找其变化规律。前者是从空间角度研究，后者是从时间角度研究。二者结合，就是时空观。在中国古代，时间称为“世”或“宙”，空间称为“界”或“宇”，时空观就是现在所谓的“世界观”或“宇宙观”。成一家之言，就是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体系。司马迁的《史记》从记述史学看，是创立纪传体的史学巨著；从思想体系来看，也是哲学巨著；从文学角度来看，它还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出代表。
中国古代哲学家几乎都讲到天，以及天与人的关系。古人认为人头顶上的这块空间，就是天。至于天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神灵的天、自然的天与哲理的天。朱谦之认为文化的根本类型，在知识生活上表现为四种：即宗教、哲学、科学、艺术。他认为：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古代的天论分为宗教的天、科学的天与哲学的天。
1.1宗教的天
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人们对于自然界缺乏认识，以为自然物与人一样也是有精神的，这就产生了自然神。经过一段时间，自然神逐渐融合，形成系统，产生了一个至高神，这就是上帝，后改称天或天命。天命论认为天是最高的神灵，它主宰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天主宰一切，天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人只能服从于天命。这是第一次把世界统一于天命。也就是说，世界第一次有了统一性。如果探讨世界的统一性，才是哲学，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形态就是天命论。
古人认为人间最高的统治者是奉天命来统治人世间的，是天的儿子，故称为“天子”。这样，天子就借着天威而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人们都崇拜天，也崇拜天子，天下也就形成安定有序的社会，大家也就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天子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如果穷奢极欲，也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需要给他的精神加上某种压力，使他不敢胡作非为。天命论的思想家又提出，人民是天生的，天让天子来保护人民，为人民兴利除害，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天子如果不能保护人民，那就没有资格在那个位置上，就要换别人来当天子。天子如果残害人民，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天就要使他败亡，严厉地惩罚他。天命论者又说，人民听到的，天也听到了；人民看到的，天也看到了。人民的耳目与天的耳目是相通的。统治者在人民面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天都看得一清二楚，听得明明白白。他们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人民有什么愿望、要求，天就一定使它实现。人民有什么愿望，天子就有责任想办法使它实现，这就叫顺天命，就会兴旺发达。否则，就是违背天命，就要受到上天的谴责、惩罚。这些思想归结为一句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文）皇天没有亲人，对所有的人都没有亲疏的差别，只辅助那些有道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呢？做了事情，能使人民得到好处，人民高兴，这就是有道德的人。德，就是得。因此，有道德的人就是能为人民兴大利除大害的人。这就是商、周时代到春秋战国的天命论。它在中国早期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占重要地位，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在战国的中后期和秦代，天命论受到严重的冲击，权威性大大削弱。因此，汉代思想家认为需要对天命论进行改造、重组，再造出适合新时代的新的神灵的天，这个天就是天人感应中的天。天人感应论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一切神的领袖，是法力无边的，无所不能的。天与人隔着阴阳五行之气。这些气是天与人进行精神沟通的中介物。人的精神通过气传到天上。天的意志也会通过气传到人世间。天的意志在哪儿呢？据说这种信息是依托在自然现象上，需要研究才能破译。例如，发生日食。日为太阳，日食就是阳受到阴的严重侵犯。这样就要寻找阴蚀阳的根源。君为阳，臣为阴；强臣逼迫皇帝，就是阴蚀阳。男人为阳，女人为阴；皇后干预政治，也是阴蚀阳的现象。要寻找使上天不满意的根本原因，加以改变，就符合上天的意志，皇位就可以巩固。否则，就可能被上天换掉。公元前181年发生一次日食，当时是吕后当政。她认为日食就是上天对她擅权的警告，使她虚惊一场。又如公元46年，南阳地区发生地震，东汉光武帝立即下诏书，自己承担罪责，并下令南阳地区免收税租，以减轻罪责。气候反常，当然也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另外，所有怪异现象都可以解释为上天意志的表现。《三国演义》第一回就写建宁二年大青蛇蟠于御座上，建宁四年地震加海啸，光和元年母鸡变成公鸡。“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就是说这些都是凶兆。皇帝问为什么有这些灾异？蔡邕就根据天人感应的道理，认为是妇人与宦官干预政治所致。上天一再警告，皇帝一旦觉悟，改正错误，就能转危为安。蔡邕讲的这一套道理，就是天人感应论的运用。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摆着大架子，似乎比别人都更聪明，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批评意见。官员借用自然灾害和一些怪异现象，拐弯抹角地给皇帝提意见，因为这里有神秘的“天意”，皇帝还是会认真听取，并考虑改正的。这里有借“天意”以纠正皇帝过失的深意。
所谓天人感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与天相感应的，一些祭天的仪式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皇帝更有资格与天感应。传统说法，只有皇帝有资格祭天。祭天活动就是人与天沟通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中国只有首都北京有天坛。天坛就是皇帝祭天、祈天的场所。祈天，希望上天赐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主要祈求丰收。天坛主建筑称“祈年殿”。汉代开始流行天人感应说，到明清时代还有天坛祈年殿，说明这种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天坛的建筑有许多讲究，祈年殿就是典型的例子。祈年殿是圆形建筑，象征古老的“天圆地方”学说中的天圆。殿内有四根大柱，代表一年四季和四方，东方为春，南方为夏，西方为秋，北方为冬。四柱之外有十二根大红柱，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再向外还有十二柱，代表一天的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两个“十二”相加，等于二十四，又代表二十四节气。加上中间的四大柱，为二十八，又是天上的二十八宿星座。四大柱上面还有八根短柱，与八卦对应。八与下面的二十八柱，总数为三十六，正是天罡的数。祈年殿的基础是三层圆台，每一层圆台的周边都由望柱和栏板包围。望柱上刻的花纹是不一样的，最下层是云纹，中层是凤纹，最上层是龙纹。说明龙凤在云天之上，龙比凤高，象征男尊女卑。天坛因为是皇帝祭天的地方，所以非常神秘，不许老百姓靠近。现在它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象征，游人参观的人文景观，也是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1.2科学的天
我们现在说天是自然的，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很容易的。在中国古代，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在统治者的推崇下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时，要说天是自然的，没有意志的，不能赏善罚恶，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最初，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奉天命来治理人世间，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殷纣王政治搞乱了，周武王带领军队向朝歌进军。眼看大势已去的殷纣王提出疑问：“我身上不是有天命吗？他们怎么可以推翻我呢？”思想家对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解释：“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殷纣王缺德，天不辅助他；周文王有德，皇天就辅助他，因此他就取得了胜利，要取代殷纣王，成为上天支持的统治者。这就是古代所谓“天命”。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西周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上天赏善罚恶的观念开始流行。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赏善罚恶的观念受到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天文学的发展；二是哲学的发展。
在天文观测的过程中，天文学家掌握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认识到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有些现象是偶然发生的，都与人事无关。荀子归纳这类思想，写出《天论》一文。他首先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常，就是规律。尧是圣王，是最伟大的正面人物；桀是暴君，是最坏人物的代表。尧、桀是人的好坏两极。荀子认为天的运行是有一定规律的，不因为好人当政或坏人当政而有所改变。好好治理，社会就安定；随心所欲，天下就会大乱。与上天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只要勤劳节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困。相反，如果懒惰又浪费，那么，天也不能使他富裕。营养充足又能适当活动，身体自然健康，天不能使他患病；如果营养不足，或者懒得活动，就难免患病，天也不能使他健康。坚持按社会法则办事，就能平安生活，天也不会给他降灾祸；如果胡作非为，那么，天无法使他免祸。这就是荀子所说的“天人之分”。天有它的客观规律，人可以有自己的作为。天命论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荀子说：天不因为人们讨厌寒冷而取消冬季，天怎么会随从人们的欲望呢？因此，人们不必祈求上天，只要按天的运行规律，努力奋斗，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积极性，就能为自己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总之，荀子把天视为自然之天，没有意志，不会赏善罚恶，也不会顺从人民的欲望，只是有规律地周期性地运行着，例如昼夜更替，寒暑变化等。
汉代，论天有三家，这三家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古老的盖天说认为天像一个大的圆盖子，地像四方形的棋盘，这就是天圆地方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天坛的主体建筑是圆形的，地坛的主体建筑是方形的，就是从“天圆地方”来的。盖天说后来有了发展，内容也更加丰富。它认为天体离地面八万里，以北极为中心，不断地旋转着，每日旋转一周。日月五星都附着在天体上，随其他天体旋转，同时自己也做快慢不同的运行。天体由东向西运行，日月五星由西向东运行。因为速度比天体慢得多，因此我们看到日月都随天体由东向西旋转。中国古代以日在天体上一天移动的距离为一度，这样定一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天每日旋转一周，日每日只运行一度，月每日运行十三度多，日一年运行一周天，月一个月运行一周天。盖天说还设计一个“七衡图”。七衡图，画在天上，有七个同心圆，它们的中心就是北极。夏至日，日在第一衡即内衡，就是最小的一个圆圈，是日在离周朝都城最近的时候。这时日影最短，昼长夜短。日逐渐向外运行，秋分时，日在第四衡，即中衡，昼夜长短相当。继续向外运行，到了最外的一圈，即外衡，第七衡，那是冬至日，离周都最远，日影最长，夜长昼短。外衡直径为四十七万六千里，又假设日光射程为十六万七千里。日在外衡时，可见天体为直径八十一万里的圆面。盖天说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结论：在北极下面的地方，六个月见日，六个月不见日，见日为昼，不见日为夜，那么那里一年只有一昼夜。到夏季还有没融化的冰。生物有朝生暮获的品种。朝暮相隔实有半年之久。中衡下地，不论日在外衡还是在内衡，日与地面的距离都比较近，都比日在中衡时与周都的距离近，因此，那里的气温都比周都的春秋季节高，那里冬季还长着夏季的植物，许多落叶植物也不落叶。庄稼一年可以收获两次。北极下地，正是西方所说的地球的北极圈。中衡下地，正是西方所说的地球赤道地区，属于热带。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的七衡图，与西方的五带说一一相应，只是中国画在天上，西方画在地上。
盖天说认为天与地都是拱形的，“天像盖笠，地法覆盘”，天地都是中央高，四边低的。天地距离八万里，天的最高处北极比天的最低处高两万里。地也是这样，地的最高处（昆仑山）比天的最低处还低六万里。日在天上，在任何时候，都比地的最高处还高出六万里以上。西汉时代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在高山上，以一满盆水为准，中插一标尺。当日从海面升起时，日影在标尺的水面之上，说明日所在处比山顶低。这种现象，盖天说无法解释。当时另一种天说——浑天说可以解释这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