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变，要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的变迁。社会是如何发展的，有什么规律，决定力量是什么。这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很难研究的。中国古人认为研究天人关系和研究古今之变都是最大的和最高的学问。对于社会的存在，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中国先圣认为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社会秩序要靠制度来维护。制订制度要根据人的性情。社会的发展，制度要不断改革，来适应新社会。因此制度的变化不是个人的意愿，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内容非常丰富，以下只作简单介绍。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有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史学理论，是世界文化瑰宝。
1.食足知礼，先富后教
《管子》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国颂》）管子就是管仲，是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的相，齐桓公称霸，他出了大力。《管子》不是管子个人所著的书，而是战国时代齐国管子学派的论文汇编，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有些内容保存了管子的语言和思想，大部分的内容只是后学的新发展的思想。《管子》成书于战国时代，到汉代已经很流行，流行以后就不会有新编的内容。因此，《管子》书的内容应该说在汉代就已确定。这一段话反映了管子的思想。大意是：凡是统治者，务必要按四时节令，做好粮食储备。国家富裕就可以吸引远方的人民来，土地开垦就可以留住人民。仓库粮食充实，百姓丰衣足食，他们就会重视礼节，知道荣辱，社会就会形成文明的风气。这是最早的关于物质基础决定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品质的明确说法。
推崇管子的孔子也认为管理人民要先物质后精神。《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冉有驾车。孔子说：“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已经很多了，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问：“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古代的教化，包括政治说教、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美学艺术教育等多角度全方位的素质教育。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有他的合理性。一个人温饱没有解决，就没有心思接受教育。要稳定人心，也是要先解决生活基本条件。这是对社会现实的根本理解。
孟子也认为，人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这个恒产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就是土地。为了保证每个人有土地，就必须由统治者对土地进行划分管理。孟子说，实行仁政，就必须从划分土地开始。土地分多少呢？孟子倡导井田制：九百亩地按井字分为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围八块各一百亩为私田分给八家人耕种。这一百亩地可以养活八口之家，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有了生活保证，人民就不想移到别处去。如果生活没有保障，有饿死的可能，为了生存，他们就会逃荒出走，迁移到别处去。趋利避害，这是人的本性。生活有了保证，人民都富裕了，怎么办？孟子也重视教育。他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生活富裕了，如果不进行教育，那么，人将失去人性，变成像禽兽那样。孟子所讲的教化的内容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例如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同上）儒家所提倡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例如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韩非提出一个著名的见解：因为天生万物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韩非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丈夫就是男子。男人不耕地，草木的果实足够人们食用；妇女不织布，禽兽的皮毛足够做衣服穿。不必劳动，天生的物品足够供养。那时人民少而财富有馀，所以人民不争。不实行厚赏重罚，人民自然很安定。现在不同了，一个人有五个孩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死，已经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富少，劳动强度大，供养还不充足，所以人民争。虽然加大赏罚的力度，也不能避免动乱。由于人口增长快速，自然物供不应求，就产生竞争、动乱。这一理论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相似之处。韩非子认为人民的争与不争，是由人民生活的贫富决定的。他还认为，人际关系也跟物质条件有关。例如，粮食少时，自己的弟弟都不让多吃；粮食多时，不太亲近的客人也一定要热情招待。不是“疏骨肉爱过客”，而是粮食多少不一样。古代让天子的位子，不是道德高尚，而是那时的天子只是特别劳累，没有什么享受。后来的天子位尊权大，操生杀之权，掌赏罚之柄，锦衣玉食，声色犬马，极尽人类所有欲望，享受天下所有美好的事物。因为利大，后来的人都极尽武力，穷尽智慧，来争夺天子的位子。韩非认为这不是道德高低的问题，而是当天子的利益多少决定的。因此，“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惩罚宽严只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的。
东汉哲学家王充对于治乱问题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说世界混乱是指盗贼众多，人民造反，战争连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由于很多人忍受不了饥寒交迫，才起来参加战乱。为什么会出现饥荒？王充认为是由于天气不好，产生水旱之灾，粮食歉收。粮食的多少，决定了社会的治乱。这些说法也认为物质条件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影响，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说：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1]应该说，在马克思以前，中国古人已经有了先吃穿而后才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的活动的思想。古代概括为“民以食为天”。天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意思。用马克思的话表达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一点萌芽。
2.损益因革，变古易常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都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但不一定都在进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就是古代的制度；因，就是继承；损益，就是减少和增加，就是修改。殷朝继承夏朝的制度，作了修改，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殷朝的制度，也作了修改，也是可以知道的。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过了百世，要修改制度，也是可以知道的。这就肯定了社会制度必须不断改革。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朝因为借鉴了前两代的制度，所以更加文明。他认为周朝的制度最好。说周朝制度最好，是肯定夏殷周三代的社会制度是发展进步的。周以后的制度应该比周朝更进步。但是，他还经常讲到尧舜，表示非常赞赏。难道那时候还会比春秋时代更文明？那不是倒退了吗？尧舜是远古时代，他已经很不清楚了，这只是他虚拟的理想社会。是为了批判现实而虚拟的。他也讲应该恢复周朝的制度，是否周初以后的几百年中倒退了呢？春秋时代天下大乱，一是礼崩乐坏，制度乱了；另外各诸侯国经常战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不是每天都在前进，经常有后退的情况。不了解这种情况，以为每天都在前进，那是极幼稚的想法。孔子赞扬古代，是对现实不满的一种表示，也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方式。如果认为他批评现实就是复古倒退的观点，这是严重的误解。
韩非在《五蠹》中详细叙述了人类发展史：上古之世，人类少，禽兽多，人民斗不过禽兽虫蛇。这时有圣人出来，创造了在树上搭巢的办法，来躲避禽兽虫蛇。人民很高兴，就拥护他当王，这就是“有巢氏”。人民吃了鲜鱼与蚌蛤之类的水产品，腥臊气味伤害肠胃，引起多种疾病。这时有圣人出来，创造了钻燧取火，用火除去腥臊气味。人民很高兴，就拥护他当王，这就是“燧人氏”。以后又有许多圣人不断地克服困难，创造各种文明，使人类的生产更加先进，生活不断提高，精神更加文明，社会也因此逐渐进步。西汉政治思想家陆贾在《新语》中也讲了历代圣人不断发明创造，使社会不断进步、完善。东汉哲学家王充有更为详细、具体的论述。他将汉代与过去最文明的周朝进行比较。周朝的地方才五千里，而汉朝的地方有几万里；周朝时还是戎狄的地区，汉朝将这些地区的人民变成文明的良民，同时从宾客变成同胞，有了美丽的服装，衣、食、住、行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政治方面，周武王诛杀殷纣王时还相当残忍，殷纣王自杀后，周武王还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旌旗上示众，而罪行比殷纣王更严重的秦二世和王莽，汉朝统治者对待他们都没有这一类残忍的做法。汉朝统治者对于有谋反嫌疑的人也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受灾的人民采取从丰收地区调拨粮食进行赈济办法，雪中送炭，使灾民顺利渡过难关。王充认为这些政绩是三皇五帝都难做到的，从综合情况进行全面比较，周朝也不如汉朝。这也是明确的社会进步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秦代的郡县制比周代的封建制有了很大的进步。儒家赞扬周朝，批评秦朝，都是非常强烈的。柳宗元能够从理论与历史事实上论证秦制好于周制，也是有相当的勇气。
社会的发展通过改革来实现，改革需要有改革家。改革家对于历史与现实都有深入的了解，并有改革社会的信心、决心。但是，由于改革开始总是违背世俗群众的意愿，又必然损害既得者的利益和掌权者的利益，当然会受到他们的反抗和迫害。多数改革家在上下夹攻中，下场都比较悲惨。但是，他们的勇气与献身精神令人钦佩，强烈地鼓舞着后人。
商鞅是战国前期的改革家，秦国相。他提出变法的理论：“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高明人的行为，总是要受到世俗的批评；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被普通的人认为是倨傲的人。愚蠢的人对于明显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智慧的人对于没有发生的事就已经预见到。不能与人民商量事业的开创，可以与人民共享成功的快乐。讨论最高道德的人不跟世俗一致，要建立大功的人不跟群众一起谋划。所以，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不一定要效法传统的做法；如果可以使人民得到利益，不一定要遵循习惯的礼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夏、商、周三代实行不同的制度，都一样成为天子；春秋时代的五霸实施不同的法律，都一样称霸一时。智慧的人制定法律，愚蠢的人受到制约；贤人改革制度，不肖的人受到拘束。“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治理社会不只是一种道，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因此，商汤和周武王不遵循古代的制度，都一样当了天子；夏桀和殷纣王不变革制度，都一样灭亡。因此可以推出，改革古制，无可厚非；遵循旧礼，不算高明。这是有代表性的法家改革理论，司马迁精选这些内容，也是很有见地的。历史事实是，秦孝公利用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再经过六世的不懈努力，最终由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以一个不起眼的小诸侯国到登上九五之尊，一统天下，充分说明改革所带来的效益，也说明改革家的事业成功以及对于社会的贡献。改革既要改变世俗的观念，又要摧毁贯彻变法的障碍，没有爱民之心与献身精神，就没有成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