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教育的变革
既然教会和其他传统的教化机构正在失去约束力和效用，教育便自然应当担负起社会整合的重任。杜威深情地说：“今天，我们的困难不是来自于贫乏与贫困，而是来自于工具的更新已经超出我们使用和管理它们的能力。我们还没有从习俗和成规中走出来；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控现在的生活。统一、组织与和谐，乃是包括政治、商业和科学等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要求。教育处在社会变迁的迷惘之中，需要重新组织，这是让人振奋而不是绝望的源泉。它展现了学校是如何成为现代生活的整个运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
杜威批判了当时的教育状况。他说，“目前学校的可悲的弱点在于，它所致力的是在社会精神的条件显然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培养社会秩序的未来成员”，“我们学校的各种方法以及绝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从旧时代承袭下来的……这是一种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这种教育大体上只能投合人性的理智方面，投合我们研究、积累知识和掌握学术的愿望；而不是投合我们的制造、做、创造、生产的冲动和倾向”[17]。“大学仍被传统所占据着。它们的课程代表着几个世纪所传承下来的经验和思想。它们仍力图将今天的我们和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文化联系起来。”[18]
教育的改革，就是要使学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彼此隔离的各个部分的混合物。杜威指出，“这样一来，学科之间的彼此隔离和学制的各部分之间的彼此隔离就消失了。……地球并不分成很多层次，其中一层是数学的，另一层是物理的，另一层是历史的，等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的一切方面都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一切学科都是在这个伟大的共同世界的各种关系中产生的。当儿童生活属于这个共同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而又具体和生动的关联之中，他的各门学科就自然地是统一的。使各种具体学科互相联系起来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要把一切教育上的事情结合起来，打破把幼年儿童的教育和正在成熟的青少年的教学分割开的障碍，使低年级的教育和高年级的教育统一起来，使它看起来不存在低级和高级的区分，而仅仅是教育”[19]。
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怎么伟大，也离不开滋养它的文化土壤，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它可以插入云端，但它的根终究还是牢牢地抓着属于它的那一方泥土。杜威也不例外，他的信仰和时代为其思想印上了明显的暗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他带着这样一种信仰，从童年时代步入大学之门，又在大学的殿堂里辛苦地思索社会和教育的变迁，并努力使两者协调起来。
“民主的社会既然否定外部权威的原则，就必须用自愿的倾向和兴趣来替代它；而自愿的倾向和兴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形成。”[20]
二、实用主义哲学
杜威晚年在思想自传性质的文章《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中，回忆了自己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杜威的哲学创作共发生了两次主要的转向：第一次是由神学直觉主义转向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发生在1882—1888年之间；第二次是由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转向工具主义（后被称为“实用主义”），发生在1889—1903年之间。
1.从神学直觉主义转向绝对主义
直觉主义（intuitionalism）是一种哲学主张和认识方式。在它看来，直觉即是认识主体对于自身、外部世界、共相、价值、真理等获得认识的能力。它认为，直觉或直观认识比理性认识更基本、更可靠。
“直觉主义把直觉和理性认识对立起来，认为只有直觉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内部、认识绝对，把握事物始终不变的本质；体验到事物运动的精神状态，通过想象力得到关于个体的知识，并洞察到终极的实在。”[21]
在直觉主义者看来，心灵与肉体、经验与直观、事实与价值以及理性与科学都是二分的。塔利斯指出：“直觉主义与教士的亲近是不足为奇的。这不仅因为西方宗教都蔚成于不同类型的二元论这一事实，而且因为直觉主义者们都涉及上帝和心灵的神学教义，都将它归纳到人类直觉所把握的自明性的真理之中。”[2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哲学系都是从宗教系或神学系之中分离出来的，很多教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福音派在美国公立和私立的大中小学校都有巨大的发言权。因此，这一时期直觉主义在大学的哲学系中占有统治地位。正是在其就读于佛蒙特大学之时（1875—1879），杜威在托里（H．P．Torrey）教授的指导下对直觉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
不过从杜威后来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对这个带有清晰的二元论的哲学有过什么好感。晚年的杜威这样说道：“自我脱离了世界，心灵脱离了肉体，自然界脱离了上帝；这样形成的那种分崩离析之感，使我感到一种苦人的压抑——或者说，这种分崩离析使我心如刀割，也许更为确切。”[23]正是这样一种压抑之感，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的杜威，在导师乔治·莫里斯的引导下而最终接受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哲学。
我国著名黑格尔研究学者杨寿堪教授指出，绝对主义（absolutism）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认为真理是绝对的，否认真理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真理的“绝对”乃是“绝对精神”或曰“绝对理念”。绝对精神和绝对理念是同义语，指作为一切存在的本质和根据的精神实体、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过是绝对和绝对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先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是能动的主体和实体，它不断运动和发展，从纯概念开始，然后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在人类社会中回复到自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乃是绝对理念发展中，自我实现的形式或阶段。[24]
由此可见，与直觉主义不同，黑格尔哲学完全是反二元论的，它强调综合和延续性，强调在绝对精神的发展中来理解生命、观念和自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杜威发现了他从大学时代以来一直朦胧向往的东西，即对统一、有机、联系和连续的追求。
直觉主义时期，杜威的哲学论文只有两篇，分别是《唯物论的形而上学假说》（1882）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1882）。这两篇文章所使用的语言是高度示意性的（sche-matic）、形式性的和直觉主义式的。在前一篇文章中，杜威以直觉主义的二元论认识方式，指出了一元唯物论哲学的片面性，认为没有直觉的或本体论的知识，唯物论者便不能具有关于原因的知识，而这种直觉知识要求一个实在的意识（a real mind），这个实在的意识在唯物论中却没有一席之地。后一篇文章则意图指出斯宾诺莎泛神论的虚妄。[25]
从1882年9月入学成为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杜威便在《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的主编、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哈里斯（W．T．Harris）和其导师莫里斯的引导下，逐渐走入绝对主义哲学的殿堂。同时杜威也受到了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 （J．Stanley Hall）的实验心理学的影响。杜威1884年发表的《新心理学》一文，便是他意图把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融入黑格尔哲学中去的尝试。1887年出版的《心理学》一书是这种尝试的继续。它表现出了浓厚的黑格尔哲学的气息。但在这本书中，杜威也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的某些矛盾，认为“哲学探究的一切对象，其本质的确定依赖于经验对它们的解释。而心理学则是对这种经验进行科学和系统地阐释的学问”[26]。这实际上为后来杜威接受了威廉·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埋下了伏笔。
1888年发表的《莱布尼兹关于人类理解的新论》，可以被视为杜威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向结束的标志。在该文中，杜威论述了有机统一、连续性、与消极论相对立的物力论与普遍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他采用了与经院主义的形式逻辑相对立的黑格尔逻辑，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立场，反对二元论、机械论和感官经验主义。杜威将莱布尼兹视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知识巨匠。杜威称赞莱布尼兹对二元论和将心灵视为或多或少是一块被动的白板的理论的批判，也同意莱布尼兹“实在即是活动”的观点。他同样称赞莱布尼兹将历史与理性主义的方法结合起来以阐释思想的策略。[27]
2.从绝对主义转向工具主义
美国学者莫里斯·爱默斯（S．Morris Eames）研究发现，在密歇根大学的第二个阶段，即1889—1894年间，杜威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阶段，杜威的思想逐渐由传统的黑格尔主义开始转向了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工具主义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在杜威职业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便放弃了对这个词语的使用转而用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来代替它。其他人则以“实用主义”来称呼杜威的新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