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关注高等教育问题
1884年秋，刚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杜威，意气风发地在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他作为大学教师的学术生涯。密歇根大学的十年，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创生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教育学方面，杜威从对高等教育与女性健康的思考开始，逐步将视野集中在中小学的教育教学上面，为后来其在芝加哥大学时期教育思想的成型奠定了基础。
与那些由下而上的教育家不同，杜威思考教育问题时持有相反的逻辑：他先考察的是高等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中的性别问题；继而向下，先是关注与高等教育直接联系的中学教学问题，再是关注与中学直接相关的儿童研究问题。这并不是杜威所刻意安排的认识过程，事实上这反映了实践活动的转变对人的观念形成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杜威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外部关系到具体问题、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这一时期，在高等教育方面，杜威主要谈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接受高等教育对女性健康有害吗
杜威到密歇根大学任教后不久便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艾丽斯·奇普曼（Alice Chippman）。她虽然比杜威年长一岁，却算是杜威的学生。在没有上大学之前，艾丽斯曾在密歇根州的一些学校里任教多年。她充满活力，对社会事务充满兴趣，因此她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一影响的直接结果就是，杜威1885年10月《教育与女性健康》和1886年3月《高等教育中的健康和性别》两篇文章的发表。这两篇文章针对由（美国）学院女毕业生协会所作的问卷调查而引发的讨论，阐述了对调查本身的问题，及改善女大学生的健康状况的看法。
杜威首先肯定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价值，并肯定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合法性。但同时指出，这份调查问卷在样本的选择和问题的设计与结果的分析上存在许多不足，而且没有解决关键问题：应如何改善女大学生的健康问题？他认为，要想解决女大学生的健康状况问题，自然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环境都应该被仔细地加以研究。我们需要思考实际的问题：例如，是哪些情况使得女性不能与男性享有同样的健康？家长、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是否了解女学生们的需要，以及学校中是否有健身馆，是否对锻炼进行了硬性规定？她们的宿舍条件如何？用于睡眠和体育锻炼的时间有多少？等等。学校只有切实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才会使女大学生的健康得到保证。调查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向众人宣告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不会影响自己的健康，而在于要针对部分女大学生在学期间健康水平下降的事实提出解决的办法。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杜威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们表明了杜威的研究兴趣开始发生变化，逐渐从形而上的问题转向了社会伦理问题，而在研究方法上则倾向于从事实和现实的经验出发。其次，它们同样表明了杜威的社会立场，即为弱势群体改善其自身状况而做出切实的努力。这在杜威后来的著述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最后，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已能初步领略到杜威后来一直坚持的普遍联系和境遇伦理学的观念。
2.论大学哲学教学的革新
这一时期，出于哲学教学的需要，杜威详细考察了当时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哲学课程和教学问题。通过对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和佛蒙特等大学的哲学教学内容的分析，杜威发现，这些大学的哲学系，尽管在开设的具体课程方面有着特别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比较相似：都与德国和英国的大学所开设的课程差不多。而且最大的不足就是自然哲学课程的缺乏，对现代科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哲学的解释和批判明显被忽视了。[1]而在现代科学中，杜威尤其强调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
如果说心理学侧重于研究个体精神及行为发生的条件和结果的话，那么伦理学则是侧重于研究在社会情境下个体人的道德性行为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杜威，显然在黑格尔的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下，试图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科学的、合理的联系。从杜威为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学生所开列的课程我们可以发现，杜威特别强调在政治的和历史的情境下，个人的道德生活问题[2]。可以说，杜威对个人与社会乃是交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已经定型。后来不断研究的不是个人与社会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而是如何找到一种更为合理的、科学的联系，从而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和谐共生的问题。
3.论大学课程的目的
1890年春，应《诗泉》杂志编辑的邀请，杜威撰写了《大学课程：我应该从它那里期望些什么》一文。不同于他的学术论文，这篇短文清新流畅，较少引证，立场鲜明地提出了对学院课程设置与教学的指导思想的独立思考。
在学院教育的目的上，杜威特别强调了“自由”和“人性”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期望从其大学课程中所应得到的一切，其名字为‘自由’”。“一所学院的教育之永恒目的应当是对一个人的人性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训练。”[3]
具体说来，要实现“自由”和“人性”的目标，需要做到以下方面：第一，学院的课程要能为学生提供一种意志训练，有助于其性格的养成和成熟。第二，要能培养学生对真理的尊重，从自负中解放出来，尊重来自他人的不同意见，并能理解他们。第三，要有助于摆脱地方主义的狭隘观念，养成真诚、开放的胸怀，具有同情心，习惯于运用新的观点和视角，善于转换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方式。杜威发现，很多学生习惯于以“在我看来”的方式思考和做事。他指出，真正自由仰赖于对他人自由的尊重，真理的发现仰赖于社群的合作与努力。
我们似乎看到了十年后《我的教育信条》中的某些思想的影子：强调合作精神和开放意识的培养，强调教育应有助于人性的完善和对真正自由观念的训练。真正的自由在于自我与他人的友好交往，在于善于从他人的立场看问题，在于积极地根据需要转变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二、对中等教育的探索
杜威对中等教育的关注，始于1886年2月“密歇根中学教师俱乐部”的成立。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既有密歇根大学的教师，也有密歇根州里的一些中学的教师，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研究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关系问题。在这个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上，杜威作了题为《从学院的观点看中学的心理学》的演讲。它标志着杜威对基础教育产生兴趣的开始，而且从此，在杜威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便再也没有停止对基础教育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也正是从这一演讲开始，杜威迈上了进步教育改革的最前沿。
不过在这一时期，杜威有关中等教育的著述并不多，主要讨论了中学的教学和道德教育问题。
1.关于中学课程与教学的研究
关于中学课程与教学，杜威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中学是否要教授心理学？第二，心理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第三，应该怎样教心理学？
在杜威看来，心理学课程对中学教师和学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在中学阶段，学生们的年龄普遍在14～17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学生都要经历一个心灵上的和身体上的变化，自我意识出现并不断增强。学生的这种变化，便要求对中学的教学做出相应的调整。教育的目的转向为对学生批判性地阅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校的课程及其教学都要有助于对学生自我意识的锻炼。而心理学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个体获得一种关于自我的知识。由此可见，中学开设心理学课程的必要性乃是不言而喻的。
杜威还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学阶段教育教学的特殊性。并且指出，中学生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自然的、内省的年龄”。[4]在这段时间中，人开始对自我产生兴趣，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和调整自我来适应他人产生兴趣。而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兴趣是教育学最大的失误。学生的一切具有教育性的兴趣无人引导，便容易扭曲。在学生的性格养成的重要阶段，学校应当成为性格塑造中的积极力量而不是破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