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贯因（又作吴冠英），号柳隅，广东澄海县人，1880年生。早年考中举人，执教于莲阳和澄海县。
1907年，吴贯因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读书，结识了梁启超，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并为此而奔走呼号。10月，梁启超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成立，他为该社社员。1909年6月，他与徐尔音、张嘉森等在东京成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任编纂科长。9月，该会创办月刊《宪政新志》，任编辑及发行人。
对于咨议局和督抚的权限，吴贯因认为咨议局为立法机关，督抚为行政机关，双方都不能侵权。这一点必须区划分明，使其相济相成，不至相互掣肘。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省政治前途日有起色。
对于资政院，吴贯因认为，从章程看，虽然也赋予国民以参政权，但让国民不能满意的地方仍然不少。他还提出，国会制度必须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条约承认权。因为中国立宪的一大原因，是起于图救危亡的问题，不是起于君民争权的问题。弱国无外交，中国今日办理外交既无兵力作为后盾，只能借民气作为后盾。因此，外交权不应当专门属于政府，必须分予人民。国会议员是人民的代表，故国会应有条约承认权，现在的资政院议员也是人民的代表，缔结条约必须经过资政院的承诺。
1910年1月，吴贯因发表《论国民对于时代之义务》，指出：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专制之时代将入于历史，立宪之时代将出于舞台”的“迎新送旧之时代”。新时代要求国民努力扫除专制之弊，庶政公诸舆论，法权平等，人民无阶级之争，财产无集中之弊。要求造出一种与其相适应的新势力，这就是建设国民政治势力，国民都应为此而尽到自己的义务。如何方能尽到义务？第一，“宜养活动之元气”，“能淬其精神，起而为政治之活动”；第二，“宜为继续进行”，自强不息。“处今日之世界，其国民而无自强不息之精神，持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之主义，以追逐于时代之潮流，其国未有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者也”；第三，“宜求常识普及”。
1911年1月，吴贯因发表《中国宪法之根本问题》，坚决反对清政府抄袭日本的宪法。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是纯粹国民的国家，与日本带有家族臭味的国家，实在不可相比。日本式的宪法，是由日本的历史决定的。政府编纂宪法，一意模仿日本，坚持钦定主义，根本不看两国不同的国情，日本式宪法断然不能移用于中国。国家之主权在国家，“君主之地位，不过为国家之一机关”，“动言君上大权或大权政治者，实为违反乎国法”；“君主之地位，宜由宪法以规定，而宪法之本体，不能谓由君主而发生”；因此，宪法外新发生之事项，其权限也不应属于君主，而应全归于国家，“必使之经由国会以议决”。其后，他还发表《中国宪法上君主之地位》，进一步指出：“君上大权”或“君主总揽统治权”的说法始于日本，但实际上日本君主的权力却有种种限制。故中国的宪法就令仿效日本，也应仿效日本君主所受宪法上、法律上种种的限制，决不可乱借君主总揽统治权之名，逾越法律范围，剥夺人民权利。中国宪法的精神，应当以国家为主体，君主与国会的权限各有一定，两相对峙，既不能使国会总揽统治权，也不能使君主总揽统治权，只有如此，方能使上下相安，国势大定。
同年3月，他发表了《阀阅的之政治家与平民的之政治家》，阐述其政党政治观。他说：中国近数十年来，外交之所以失败，内政之所以废毁，皆由于当道者不得其人。世界各国有官僚政治和政党政治，两者相较，政党政治更能助长社会事业。中国今日欲使朝野之间各呈活泼气象，必须使国家政治成为政党政治，不能成为官僚政治。从历史事实和社会趋向仔细审视中国的国情，其门第愈高者，愈难出人才；其门第愈低者，愈易出人才。故今后的政治家，必然为平民而非仕宦人家。所以，欲谋国家发达，必须扫去官僚政治，建设国民政治；而欲建设国民政治，必须赖有健全政党的出现。而健全政党出现的首要条件，必须有平民的政治家出于其间，始能集合草野活泼有为的人才，组成真正的政党。
8月，吴贯因发表《宪法与政治》一文，认为要想一国政治善良，必须有完善的宪法为之保障。但仅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宪法不过为改革政治的一个阶梯，而国家能否发达，最根本的要看人民政治能力如何。假如人民政治能力优强，宪法虽有缺点，也能善于弥补，从而导引政治进步。假如人民政治能力薄弱，宪法虽称美备，也不能善于运用，致使政治善良。因此，欲求一国政治善良，只有培养国民的智力。如果国民智力充满，虽有宪法为之划定其权限，国民也能冲破其网罗，使君主退而无权，屈己以从民意。故民权、君权的消长，要视国民的政治能力如何，而不在于宪法的规定如何。人民与政府权力的消长，也是如此。“我国民而欲望收宪政之美果也，必当厚养实力，以求政治之善良，而促国家之发达。”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吴贯因致函梁启超，劝其养晦待时，徐观后变。
1912年吴贯因归国，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担任编辑。1913年任北洋政府卫生司司长、币制厂厂长；12月，被大总统袁世凯派为政治会议议员。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他随梁启超南下讨袁。后曾任内务部参事、司长、编译处长等职，北京华北大学副校长，东北大学、国立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1935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