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字季直，江苏通州（今南通市）人，1853年生。幼入私塾读书，异常聪明，有“神童”之称，1868年中秀才。1874年任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的书记，两年后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治理机要文书。1880年吴长庆升为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跟随移驻登州。1881年结识投入庆军的袁世凯。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随庆军开赴朝鲜。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病故后离开庆军。
1885年，张謇考中举人。其后曾四次参加会试，皆落第，直到1894年始考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屡败，他上疏痛劾李鸿的妥协政策。旋其父病逝，请假回籍。他目睹国事日非，不愿为官，“遂一意斩断仕进”，转而致力于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陆续创办了一些工厂和学校，成为有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在社会上博得很大声誉。1904年，清廷任其为商部头等顾问官，赏加三品衔。1905年以后，曾被推为江苏学会会长、宁属教育会会长、上海教育总会会长、中央教育会会长。
张謇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不独倡导实业、教育救国，也主张改革政治，振兴国家，但较保守。1898年戊戌变法时，他因与康有为的见解不同，又担心朝局有变，“曾一再劝勿轻举”。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参与筹划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1901年1月，慈禧在仓皇出逃途中下令“变法自强”。3月，张謇写了《变法平议》，其中与政治最为密切的有“置议政院”和“设府县议会”两项。此时他考虑“人民之风俗，士大夫之性情”多，强调与其“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何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之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主张循序渐进，提出的要求是低标准的。其设想的“议政院”职权仅为在制定新法、改正旧章时，执行上面的指示，转达下面的意见。议院由四五位大臣领导，议员皆由他们自选。这种机构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议院。府县会议亦然。
1903年下半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归来，始注意研究立宪问题，只是“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国内立宪思潮不断高涨，张謇的君主立宪思想也在此时确立。5月，他不断与蒯光典等人谈论宪法，游说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宪，并与汤寿潜、赵凤昌多次研究修改，代魏光焘、张之洞起草了一份奏稿，请求清廷“仿照日本明治变法立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张之洞嘱其探询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自1884年与袁世凯绝交以后，二十年未通音问，现在也认为如能得到袁世凯倡导，对推动立宪十分有利，乃从国家利益出发，捐弃前嫌，于6月致袁世凯一函，请其赞助立宪。中言：“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以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以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袁世凯以为时机未到，答以尚须等待。张之洞、魏光焘知反对者尚多，未敢将折稿呈进。
在此前后，张謇还与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连日进行了会谈，商定由张美翊具呈说帖，说服其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请其认清形势，果决地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促使朝廷于年内颁布诏令。张美翊马上照办。７月，张謇闻听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及其子商部尚书载振有赞成立宪之意，“北方殊有动机”，认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加紧催促赵凤昌赶印《日本宪法义解》，分送宫廷和达官贵人。慈禧读了以后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瞿鸿禨亦派其弟赴沪托赵凤昌选购有关各国宪法的书籍，作为参考。继之，张謇又数次面见户部侍郎铁良，送书谈宪法。
1905年，随着日胜俄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立宪舆论愈益高涨。6月，张謇为抵制美货之事再次致书袁世凯说：“万几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上年公谓未至其时，亦自有识微之处。今外度日俄之前途，内揆徐刘之近效，针锋相值，似当其可矣。曩言万世在后，万史在前，今更为公进一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以百人辅不若千，千人辅不若万，万人不若亿与兆。自非有所见，不为公进此一言也。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人他日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词打动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此时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袁世凯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听从张謇的劝告，联合调为两江总督的周馥和鄂督张之洞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十二年为期。
由于一些大臣奏请，1905年7月16日，清廷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张謇召集学界开会，准备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经过上海时加以欢迎，不料9月24日上午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从北京启程时遇炸，未能成行。当晚张謇得到消息，估计此事是仇视立宪的革命党人所为，而又认为革命“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立宪尤不可缓”，立即致电慰问考察大臣端方，“并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
1906年，张謇组织出版了几种宪政著作，并为《日本议会史》作序，写道：“立宪之始有事在，不立宪法，遂无望立法、行政、司法之实行也。西方之人有言，不知政治之组织，而妄求政治之权利，是妄想也。……吾国人其亦知之矣，知之又何惮而不行耶？论者辄言非其时、非其时，有志之士、愤时之杰或亦同声而和之。不知各国立宪之始，将皆时至而乘之乎？抑人为之而时合也？”“施政之秩序有缓急，国民之智力无强弱，事不难于发端，亦贵有以先之耳。”出版《日本议会史》，就是为了“供我全国士大夫之观览，不敢与所谓非时非时者异趣也，虑万一有其时而又无措也，则观法之不可以不豫也。”认识到立宪的时机不是坐等而来，而是需要人民主动争取，需要士大夫出而提倡，而士大夫要担起这一重任，就必须先具有宪政知识和参政能力，以免届时无所措手足。这对知识分子投入立宪运动是个巨大促进。
同年7月下旬，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考察完回到上海。张謇与汤寿潜等多次谒见他们，讨论宪法，“竭力劝其速奏立宪，不可再推宕。”
9月1日，朝廷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接着改革了中央政治体制。12月16日，张謇即同郑孝胥、汤寿潜等发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当选为副会长。1907年、1908年和1909年连任副会长。1911年2月补行上年选举，当选为会长。该会出版书刊，宣传普及宪政知识，开办法政讲习所，推动地方自治的进行，做了许多启迪民智、使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具备参政能力的工作，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
1906年，江苏绅商议办本省铁路，公举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1907年8月，张謇与汤寿潜致电外务部，反对向英国借款筑路。又与王清穆等致电江督和苏抚，指斥借款背朝旨，失民信，违背立宪精神。
1907年，张謇敦劝各地士绅学习法政，准备实行地方自治。
对于请求清政府确定召开民选国会年限的问题，张謇非常重视。1908年1月，他与汤寿潜等两度讨论，大力支持预备立宪公会与宪政公会、政闻社、宪政研究会共同筹备成立国会期成会，领导全国请愿。6月30日，他与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汤寿潜联名致电宪政编查馆，请求两年内召开国会。7月11日，再电提出同样要求。在各地人民要求下，朝廷于7月22日颁布了限令各省咨议局一年之内一律成立的上谕，8月27日又明确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按照清政府制定的咨议局章程，江苏应设两个咨议局，一以南京为中心，一以苏州为中心。1909年6月，宁、苏两地士绅成立咨议局研究会，张謇被推为宁属咨议局筹办处绅界代表之一，旋又被两江总督任命为绅界总理。张謇与两地士绅均反对一省设立两局，最终促使宁、苏两局合并为一。并根据本省情况，变通议员选举章程，把有关选举各项事情详细列表公布，使江苏成为绅民与筹办处办理议员选举最为出色的省区。
同年10月14日，全国各省咨议局同时成立。在此之前，张謇已被议员选为江苏咨议局议长。他与议员开会研究咨议局职权，进行调查，讨论自治团体和人民的建议，预备议案，为开好第一届常会做了充分准备。同时制定了本局的议事细则，选举议长和常驻议员细则，提议细则等，使咨议局具有一套比较完备、固定、严格、规范的立法程序，基本精神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毫无二致。他为咨议局倾注的大量心血没有白费，第一届常年会开得相当成功，连外国人见了“亦甚赞许”。
咨议局会议召开期间，张謇还领导议员就咨议局与地方官吏来往公文格式同宪政编查馆进行了斗争，实质上这是一场捍卫咨议局权限和地位的斗争。在各省共同努力下，迫使宪政编查馆作了让步变通。
在筹备咨议局时，张謇就看到当权者无能，无法将宪政搞好。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更让他震动。他认为现在国家“外则海军未立，陆军不足，海疆要塞，不能自固，船舰枪炮，听命于人；内则至艰极巨之责任，悉加于监国一身，政府俯仰委蛇，曾不闻有所设施”，要想找到一个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的办法，除了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实无其策，于是上书清政府，讲了自己的意见，请求特下明诏，宣示中外。
与此同时，他领导发起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咨议局开幕的前一天，他同江苏巡抚瑞澂及立宪派人士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由他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提前召开国会。同时议定派人分往各省咨议局联络，相约于12月中旬派代表到上海开会。
11月初，张謇亲赴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与瑞澂采取同一态度，会晤了汤寿潜等立宪派人士。当时有人说，从政府、社会各方面观之，“国不亡，无天理。”他回答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认为国民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分忧解难。还上书清政府，要求1913年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
12月中旬，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召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讨论议决了各种事情，呈稿由张謇最后修正。代表赴京前，张謇亲为饯行，谆告代表牢记“国之兴亡，匹夫有责”之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
1910年1月16日，代表们向都察院呈递了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的请愿书，朝廷予以拒绝。6月进行第二次请愿，在呈递的十份请愿书中，就有江苏教育会、江苏商务总会两份，此与张謇的动员密不可分。在代表作第三次请愿准备时，张謇于9月倡议组织各省咨议局议长代表团，到资政院上书请愿速开国会，“以结前二次代表团之局，而别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但此法仍是限于极少数人，议长们反映寂寥。10月，代表团进行第三次请愿，一些督抚将军也联名奏请。11月4日，朝廷终于宣布1913年召开国会，期限比原定的缩短了三年，同时谕令代表即日散归，不准再请，否则加以惩办。次日朝廷又任命了纂拟宪法大臣，令其起草宪法，摆出了提前立宪的架势。对此，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仍然不满。但张謇感到用和平方法能够收效如此，已非始愿所及，相当满意，同咨议局书记长孟森等个别人商议后，立即以江苏咨议局的名义致电资政院叩谢。此举遭到本省咨议局议员和其他人士的诘责反对。
尽管张謇因颂扬国会期限缩短而声誉受损，但仍以其爱国之忱力争民主政治的实现。12月18日不准资政院干预军机大臣负责任的朱谕下达后，由于违反立宪原则，引起舆论哗然。张謇即电告本省民选资政院议员：“资政院难尽协赞之责，不辞职无以谢天下。”
1911年3月，他看到国事危迫，联合十四省十六名正副议长电告军机处，万不可答应俄国修约的要求，万不可更动东三省总督锡良，救亡大计必须决定。
4月，江苏咨议局召开临时会讨论预算案，张謇率领全体议员同两江总督张人骏的破坏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并以辞职进行抗议，终于迫使张人骏公布了咨议局通过的预算案。
5月，皇族内阁成立。张謇见少年亲贵掌权，举措乖张，人心离散，与汤寿潜、赵凤昌等人联名上书摄政王载沣，予以切实规谏，建议“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勿以国为孤注”。
6月7日，张謇由汉口进京，中途下车在彰德会见了被罢官的袁世凯，与其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远在碌碌诸公之上”，“视二十八年前大进”。
6月13日，张謇谒见摄政王载沣，面陈应注重民生，实行宪政。特别强调：“中国国势在此四五年内，日日皆系危机，刻刻皆须防备，尤须望中国太平无事，方免外人乘机生衅，切求朝廷不为大拂人心之举。”
7月，他见内阁成立两个月未发表政见，上下疑忌，又上书政府，要求急速发表政见，通筹全局，使全国人民改易视听。并声言：“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但必须政府先自沟通，先自融和，乃不为人民所藉口。”
由于中过状元，张謇在感情上始终不忍与清廷决裂。他明知“政府之专己自逞，违拂民心，摧抑士论”，“人人离畔”，但仍“屡有所陈”。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张謇刚刚乘轮离开汉口东下，到安徽才听到了起义的消息。13日抵达南京。第二天，他便会见江宁将军铁良，建议派兵增援武汉。复谒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再申前说，未获同意。他又至苏州游说巡抚程德全奏请解散皇族内阁，惩办祸首，提前宣布宪法，收拾人心，消弭革命。21日，又鼓动咨议局致电内阁，请求宣布宪法，召开国会，仍力图挽救清王朝。
然而，他并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物，与革命党人也有一定的关系。他是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的“战友”，1907年曾赞助革命派创办《神州日报》，1908年曾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营救被拘捕的同盟会江苏支部长陈陶遗。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的思想也在发生剧变。至11月上旬，他彻底抛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站到了民主立宪一边。11月6日，他致电已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说：“旬日以来，采听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以汉满蒙回藏组成合众，而国内响应者已见六省。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公之明哲，瞻言百里，愿征广义，益宏远谟，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同时又致函铁良，劝其赞成共和，以便南京早日光复。致函张人骏和张勋，劝他们响应革命。继之致电清内阁，要求清帝退位。此后还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发表《建立共和政体之理由书》，与汤寿潜致电北方将士赞成共和，为促使清帝退位、共和早日实现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1月14日，清廷为了消弭革命，简派张謇为江苏宣慰使。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组成，授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张謇闻命，立发长电辞职。中言：“罪己之诏方下，而荫昌汉口兵队于交绥之外，奸淫焚掠，屠戮居民数万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后”。“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情可宣？”“如翻然降谕，许认共和，使謇凭藉有词，庶可竭诚宣慰。所有今日宣慰使之职，无效可希，不敢承命。至于政体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无方，实业从何兴起？农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
11月21日，咨议局改称省议会，张謇仍被推为议长。其后，清廷电令他入京讨论实行共和政体是否适宜时，他因仍用君主名义召集，复电不能北上，反劝其自动宣布退位，将国家政权让给国民。
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时，省议会派代表马相伯、凌文渊赠送联军牛五十头、酒一千瓶；张謇的通海实业公司亦赠面一千袋、布一千匹，予以犒劳。
12月，张謇应江苏都督程德全邀请，担任两淮盐政总理。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请张謇担任实业总长。张謇为临时政府筹款七十万元，解决了不少财政困难，不久辞职。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任参议员。统一党成立，任理事。5月统一党合并为共和党，仍任理事。1913年5月，任进步党理事兼江苏支部部长。同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死后，孙中山欲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伐袁世凯。对国民党人的这种做法，张謇极为反对，他在为调和南北致孙毓筠、王芝祥的函中写道：自武昌起义以来，“上海一年军事所用，可考而知者，一千一百余万；人民商业之损失，数亦累千万。”“人民之所以忍痛茹苦，出此代价，以恣所谓志士、所谓伟人之使用者，庶几脱专制之毒，而旦夕可一尝共和之福也。”“且彼时人民之倾脂竭髓，饷军资械，奔走响应，绝不反顾者，一望政治之革新，一望兵祸之速解。”“及见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风云倏忽，荣悴顿殊，宫室车马子女玉帛之奉，过于昔日之王侯；剽略劫勒叫嚣隳突之风，甚于平常之军队。”“稍能看报识时务者，则皆鉴于前辙，惴惴焉怀生命财产之忧，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最后说：“不愿所谓志士、所谓伟人者，以天与人归始，以天怒人怨终也。”不久，袁世凯请其组织内阁，张謇力辞，推荐熊希龄组阁。9月，出任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部和工商部总长（后两部合并为农商部）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袁世凯欲帝制自为，张謇力加规劝，见其不听，辞去本兼各职南下。1916年以后，致力于实业、教育、水利、地方自治和慈善事业，思想趋于保守。1926年8月24日病逝于南通。著作有《张季子九录》、《张謇日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