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的确是值得期待的事，正常的学校乃是孩子的乐园，是儿童之家。可是，如果整个社会鼓励竞争，如果政府把教育作为选拔人才的预备所，如果家长把升学率作为衡量一所学校好坏的唯一的指标，那么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就不得不顺应社会、家长的期望而做大量“非教育”甚至“反教育”的事情。既然整个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教育有那么多“非教育”、“反教育”的要求，那么，家长若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一个“好人”，就不必对学校教育期望过高。
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学校教育总是时好时坏，都不那么乐观。美国教育家杜威对当时美国学校教育的描述所显示出来的美国学校教育的衰败和僵化，与当今中国学校教育几乎没有差异。按照德国学者罗姆巴赫的说法，现代学校教育接近“饲养”。在没有被饲养之前，所有野生动物都因其野生而拥有美好的野性。“禽类极为矫健，野猪富有攻击性并且绝不会让自己在安逸中变得肥胖并被宰杀。”[1]这些野生动物一旦经过“饲养”，其野性便逐渐萎缩、消退，动物丧失了它的固有特性。“在相同的过程中人也丧失了他的固有特性，他的皮肤变得苍白，他的身体组织变胖并且他的性格变得平和而易于交往。如此发生的，就是洛伦兹曾称为人的‘家猪化’的现象。这种家猪化过程今天仍在发生。”[2]
任何一个懂教育的校长或老师都会期望把学校做成儿童的游艺、互助、欣赏自然的地方。儿童的身体与心智尚不发达，儿童天真而无邪，需要有一个比较纯净、洁净的类似家庭的地方为他们提供保护。
任何一个懂教育的校长或老师都会期望把学校做成儿童求知、交友、在竞争与合作中相互切磋的地方。同学少年，激情飞扬，他们需要有一个安放青春的类似实习基地的场所。
任何一个懂教育的校长或老师都知道，学校除了满足儿童审美的欲望、求知的欲望和交往的欲望外，别的课程与作业，一概多余。
可是，当学校只是一个让孩子接受“社会化”的营地，或者只是一个为选士或训练工人的职业培训机构，当学校的教师成了教练、裁判、监工、衙役，唯独没有情感的传道、满足求知欲的辅助、推动交往的激励时，那么家长就不能对学校教育期望太高。如果学校教育不是独立的，那么任何校长和教师都不得不成为上传下达的执行者。
学校成为教育的荒地，表面上看，全部责任在于校长和教师。校长和教师中有精英，有贤人，有大智大勇者，有热血沸腾者。只是，在中国式的选拔标准、招考制度和就业制度之下，校长和教师群体中的大智大勇者、热血沸腾者，迟早会心灰意冷、玩世不恭，以“维持稳定”为办学第一方针，以“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为校训、校风。
何况，学校教育原本就无法承担教育的全部责任。人的一生中往往会经历三种教育：一是学校教育；二是家庭教育；三是社会教育。三者之中，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社会教育比家庭教育更重要。相比较而言，学校教育是最不重要的。可是，人们往往既不重视社会教育，也不重视家庭教育，而把所有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学校。这使学校不得不承载了大量本不该由学校承载的责任，也使学校教育无法满足社会和家长的期望。当家长和社会把所有的教育责任推给学校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就会因为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而沦为“差生”或“双差生”。
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家庭是人成长的根本，家庭教育是“培根教育”。按照弗洛伊德的想法，如果孩子在童年没有父母的适宜的陪伴和教育，如果孩子在家庭中受到了冷落、压抑或打击，他长大之后就会做噩梦，甚至可能出现种种精神疾病。
家庭不仅是孩子成长的根本，也是父母本人生活的根本。无论父母有多大的成就，孩子的教育一旦失败，父母的整个人生也会陷入悲剧。
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也因此有人提出：“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3]相关的说法是，推动摇篮的手，也推动国家的发展。
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类有两件事情最难：一个是如何“统治”他人；另一个是如何“教育”他人。[4]可是，中国的父母普遍保持一个朴素的心态：任何成人都可以教育孩子，祖父母可以教育孩子，保姆也可以教育孩子。
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实在是过于“掉以轻心”。他们不愿意把家庭教育当做一个真实的难题。
中国的父母什么时候开始承认教育的艰难呢？
直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成为“问题儿童”，父母们才开始为孩子的教育问题感到惊恐。“问题儿童”的问题可能包括：孩子太自私，从来不体会父母劳动的艰辛，从来不知道感恩；孩子喜欢侵扰他人，从来不愿意帮助他人甚至不愿意为父母提供最简单的帮助；孩子总是心浮气躁，无法安静下来，做事总是不了了之或半途而废。或者，孩子安静有余而开朗不足，不愿意与他人交往；孩子在外人面前总是躲躲闪闪、畏畏缩缩；孩子自卑，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信心；孩子对生活不抱希望，他忧郁、自闭，对学校的学习生活感到厌恶甚至恐惧……
但是，即便发现自己的孩子成为“差生”，不少父母依然把拯救孩子的期望托付在学校那里。家长可能会向学校的校长或老师求助，可能会请家庭教师，但唯独忘记了家长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教师的确是重要的，不少教师会成为影响孩子的“重要他人”。但总有一些“问题学生”让教师感到无能为力。如果学生没有得到父母的帮助，如果学生的家庭环境没有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支持，或者，如果学生父母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那么，教师对学生几乎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某些家长总以为自己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有问题或问题很严重，他们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过于敏感和焦虑。对孩子成长的问题视而不见，这是一个错误；对孩子成长的正常现象过度关注，像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所提示的那样“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忘记了教育的秘密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也是一个问题。
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既可能过于冷漠、粗心，又可能过于强迫、焦虑。这正是我们倡导“新父母学校”的原因。
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为孩子提供“后天遗传”。对孩子来说，家庭环境类似母亲的子宫。母亲的子宫是孩子的第一宫殿，家庭环境是孩子的第二宫殿。[5]父母的使命，就是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家庭环境。事实上，父母真正要做的事并不太多，只要为孩子提供并维护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就行。成为好父母，就是成为家庭环保主义者。家庭环境好，孩子的长势就好；家庭环境坏，孩子的长势就坏。家庭环境出了问题，孩子就会成为问题儿童。有时候，孩子生病了，需要吃药的并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胡适曾提出文明的三个标准：“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6]
“怎样待小孩子”，这是家庭教育的大事。
注释：
[1].[德]罗姆巴赫著，王俊译：《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7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2].罗姆巴赫著，王俊译：《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7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3].[日]木村久一著，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早期教育和天才》，19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
[4].康德的原话是：“人们可以把两种发明看做是对人类来说最困难的东西，这就是统治艺术和教育艺术，而且人们对它们的理念还处在争论之中。”参见[德]康德著，赵鹏、何兆武译：《论教育学》，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这个观点受王东华老师的启发。参见王东华：《发现母亲》，293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6].胡适：《慈幼的问题》，见《胡适文存》，三集卷9，58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