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进一步论述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科学的进步，通过技术的应用，给人带来统治别人，统治人以外的自然力量。所谓力量，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可以用于善的方面，也可以用于恶的方面。力量只是增加善恶行为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的程度……原子弹如果用于恶的方面，一瞬间就可以杀死几百万人。然而，人的力量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即或使用金属武器，一次最多也只能杀死一个人。相反，医学的进步给医生带来的力量，现在可以拯救几百万人免遭细菌和病毒的戕害。这同一科学力量，如果被用于细菌战，就会像原子弹一样，使几百万人丧生。如此看来，科学技术力量对人生命的影响，取决于使用这种力量的人的伦理水平。”[2]
汤因比自我剖析，他作为西欧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施本格勒的影响，相信20世纪注定人类要目睹“西欧的没落”。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其第一卷《形式和现实》和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先后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正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者认为西方已处于机器控制之下，金钱主义与追求享乐成为时代的特征，因而无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落。其实早在这部名著正式出版前12年，中国著名学者章太炎在《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出版）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即已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此文是对在中国风靡一时的进化论的深刻反思。章太炎并非全盘否定进化，而是告诫人们不可盲目迷信进化，把进化变成一种绝对的信仰。他认为：（1）进化终极未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2）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进化“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以道德而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从生计而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3）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智识与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恶、苦乐亦将不断同步增长，“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这与60多年以后汤因比所说的“（科技）力量只是增加善恶行为所带来的实质性影响的程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在对于现代文明弊端的批判方面，章太炎或多或少受到日本维新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影响，他在《俱分进化论》中甚至誉中江为“东方师表”。正是在20世纪初，中江怀着对文明发展前途的深沉忧虑离开人世。他在临终前发表的名著《一年有半》，颇为生动地描述了日本近世文明发展中相互伴随的两种趋向：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则是物欲泛滥、习俗败坏与社会道德的沦丧。他说：“人人都希望追求超过自己的经济力量以上的娱乐，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于是乎做官吏的人，就接受礼品及贿赂以养肥自己。经营工商业的人，就钻营奔走，投靠背景，互相勾结，寻找牟取暴利的机会。再加上日本西部的武士，数百年来，受尽了苛刻死板的法律与制度的束缚，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忽然做了大官，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好像放射出去的箭一样，急速地趋向骄奢淫逸，大大地造成和煽起了城市的荒淫和糜烂的风气，成为日本全国的吃喝玩乐的样板。从官僚资本家、富商大亨，到其余的中产阶级以下的人们，也都相继沉沦，以为这是自己的阔气。这就是现代我们日本帝国的官民上下，贵贱贫富，一般人等所以造成了奢侈、淫逸的习惯的历史。”[3]
这些先贤当时都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发挥了思想先导作用。他们并非盲目地排拒现代文明，而是清醒地看到现代文明日益暴露的弊病，并且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感到忧虑。如果说是悲观，那就是一种深沉的悲观；而深沉的悲观比肤浅的乐观，在思想境界上至少要高一个层次。
二
汤因比曾经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借以弥补人类现代文明的严重缺失。但是他却未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或先或后也走上了这条重物质而轻精神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且其负面影响所造成的危害有愈演愈烈之势。正如池田大作所说的那样：“从根本上用长远的目光来看，不能不令人痛切感到现代人在经济方面，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日本人对GNP（国民生产总值）的信仰，可称之为最。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把GNP的成长看成绝对的东西，以实现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为目标，然而，结果如何呢？人民始终在完全无视人性的条件下劳动，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的征兆。在狭长的国土上，公害到处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发出来。还有，日本产品打入世界市场，最初使人惊叹，可是最近倒不如说在加剧人们的反感。”[4]汤因比对GNP的抨击更为激烈，他进一步发挥说：“GNP连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中人们的经济繁荣程度的指标，都不能算。统计工作者用一个国家人口去除GNP所得的商数作为‘国民每人平均收入’，这种想法是没有意义的。把这件事数字化本身就是难以想象的错误。毋宁说，把这作为‘每人平均物质上受损’的指标，可能还有些意义吧。因为在经济上自由竞争的社会，随同GNP的增长而受害的分布，虽然在住宅方面是不平等的，而在空气、土地、水及其他自然环境的物质污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同等受害的。污染，无论对贫穷母亲的孩子，还是富裕母亲的孩子，都是同样有害的。”[5]汤因比的批判相当深刻，但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国家的人民并非同等受害。受害最大的还是贫苦民众，至于那些显贵豪富，无论自己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如何严重，他们却可以住在阳光充分、空气新鲜、山清水秀的佳胜地区，并且充分享受供应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各种真正绿色食品。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并非绝对反对GNP，他们承认GNP有其应有的意义，但其弊端却是以平均数字掩盖了贫富悬隔，而且是只看重物质利益而忽略了精神利益。所以池田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国民经济的基本指标GNW，W即Welfare（福利）。这种指标应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国民福祉作出多大贡献，而且还要“把比重放到了提高精神福利水平上”。汤因比则对衡量福利的尺度提出四点考虑：“第一，社会成员的协调程度和相互间的亲切程度。第二，平均每人的精神福利，这决定协调程度和相互间的亲密程度。第三，自我克制的平均水平，这是精神福利的关键。第四，社会为防止物质和精神污染而对追求利润的控制程度。这最后的尺度是检验一个社会在使精神福利优先于物质福利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试金石。”[6]
但是，GNP迄今仍是许多人的至爱，特别是被某些高官看作是自己政绩的集中表现。现代文明的弊病于是泛滥全球，愈演愈烈。
古人说：“仓廪实而礼义足”。就存在决定意识而言，礼义足固然需要仓廪实作为基础，但仓廪实并非必然导致礼义足。因为“足”与“不足”是相对而言的，而人的物质需求总是很难完全满足。如果缺少良好的制度与机制，特别是缺少足够的思想教育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就有可能出现饱暖思淫欲，乃至如上所述物欲横流的严重社会病态。市场经济诚然优越于自然经济，也优越于旧时的计划经济，而改革的潮流也不可逆转，但市场经济毕竟是以个人利益为主要驱动力，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拜金主义和损人利己行为的泛滥。“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7]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多年以前所作的描述并未过时，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刻画仍然可以用于对市场经济的刻画，而150多年以前在西方呈现的图景，如今又在新的条件下和不同基础上重现于亚洲若干新兴国家和地区。
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给以规范，没有健全的机制给以调节，没有正确的道德风尚给以导向，则建立在贫富悬殊基础上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势必愈演愈烈，而所谓社会稳定也就缺乏起码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杠杆：一是社会需求的增加；一是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而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一般来说，社会需求总是不断增长的，因为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永无止境，加上各种各样商业广告的诱惑与刺激，形形色色所谓高消费的奢靡导向，很容易造成物欲横流的现象，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贪污腐化等等社会病态。但对于许多见利忘义的投机者来说，这却是发财的大好时机，他们并不在乎自己发财的后果究竟是为社会造福还是造祸。正如恩格斯早曾说过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8]于是这些人变成金钱的奴隶，而更多的人不仅饱受金钱匮乏之苦，还要经受这些金钱奴隶的巧取豪夺之苦。为满足社会需求增长而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其福祉并未真正为社会所共享。我这样说绝非是提倡平均主义，而只是对于贫富悬隔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公平提出警告。揭露社会病态并非都是理想主义者的道德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