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满足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在当今社会更为依仗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科技，而所谓知识经济的科技含量之大更属有目共睹。科技是人类智慧高层次的结晶，但必须经过开发投入市场才能形成社会效益。科技本身是中性的，但它既经纳入市场运行之后，则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因为它只能从属于掌握者（或集团）的意志，是掌握科技的人决定其价值取向。高科技由于能为掌握者（或集团）赢得滚滚而来的财源，因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的骄子，受到极大的尊重与优厚的回报。这种社会效应反过来更为加速高科技的发展，各大资本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各个国家的国力之间的激烈竞争，使高科技发展的速度使人目瞪口呆，应接不暇，其负面影响便必然是重科技轻人文与重物质轻精神的短视功利主义的恶性泛滥，而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社会伦理的急剧低落乃至人性渐趋泯灭。
人文学者并非反对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所担心的乃是社会病态的日益严重和人类自身的堕落。汤因比说：“迄今为止，人的伦理行为的水准一直很低，丝毫没有提高。但是，技术成就的水准却急剧上升，其发展速度比有记录可查的任何时代都快。结果是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这不仅是可耻的，甚至也是致命的……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应感到耻辱。同时，我们不要失掉这种耻辱感。为确立尊严（没有它，生命就没有价值，人生也不会是幸福的）必须做进一步的努力。人所熟悉的东西，的确是在技术领域，但那里是不会确立尊严的。评价是否达到这种伦理上的目标，要看我们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不受贪欲和侵略心所支配，在多大程度上把慈悲和爱作为基调。”[9]汤因比把生命的尊严看作是一种绝对的最高的价值，或是“普遍的价值基准”。不仅人有尊严，宇宙整体及其中万物，包括大地、空气、水、岩石、泉、河流、海等，都有自己的尊严，不容许任意侵犯。而人只有在没有私心的、利他的、富有怜悯的、有感情的、肯为其他生物和宇宙献身的情况下，才会有自己真正的尊严。
其实，具有这种认识的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爱因斯坦早就说过：“青年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和谐发展的人”，就是我们一贯主张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而这就意味着决不能片面侧重科技教育，必须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如果不尊重自然的尊严从而也失去自己的人的尊严，那些只具有狭隘专业知识的“专家”，便可能如同“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他们只能为雇用自己的老板服务，而不能从社会伦理的层面辨明自己工作的方向。
现今的科技专家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体会更深，他们更多的是从自身与科技的关系发表独特感受。今年8月21日《今日美国》曾发表一篇著名文章《技术专制激起人们的反抗》，反映了硅谷一部分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泛滥的强烈不满。他们虽是因特网的高级专家，但对那些“不断发生嘈杂的噪声、闪着亮光的仪器”渐感厌倦，而宁愿远离无处不在的因特网的影响以及越来越数字化的生活方式。他们承认“高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使很多人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它的阴暗面也正在渐渐失去控制，对我们产生强大的影响。它成日成夜地侵犯我们的生活，把我们束缚在计算机跟前，并且不断消磨我们的人性。”有位在大公司担任顾问的心理学家说得更为坦率：“技术本来是解放我们、使人们生活得更轻松的工具。然而现在它却起了相反的作用。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每个人都被它征服了，不堪重负。幸运的是，人们最终觉醒了，他们正在高喊‘停止吧，我们受够了！’”
当然，我们不是复古主义者或文化保守主义者。科技的高度发展是当代不可阻挡的潮流，人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落后地区的脱离贫困，都需要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犬儒主义式的返璞归真，不仅是荒诞的，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做不到的。但更为严重而又更为迫切的问题是，环境不能再继续污染，资源不能再继续浪费，贫富不能再继续悬殊，社会不能再继续缺乏公正，人类不能再继续互相残杀，道德不能再继续沦落下去……一句话，我们不能再盲目干那些既对不住祖宗也对不住子孙后代的蠢事。我们这样慷慨陈词，决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急切吁求更多的人赶快醒悟过来。
三
历史与现实都清楚地表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仿佛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单纯依靠科技决不能建立合理而完善的社会。现今的人类社会，自然还不能说是缺一轮或缺一翼的社会，但至少可以看作是跛足的或倾斜的社会。如果任其恶性发展，也许有一天人类将会走上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
时代呼唤人文精神，精神文明急需健康发展，而关键仍在于人类的自我完善，首先在于人性的复苏。正如汤因比所说的那样：“我们人类自命为灵长类（Homo Sapiens），可并没有自命为技长类（Homo Faber），如果我们能通过目前科技革命的考验，我们才配得上灵长类的称呼。”这当然是针对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科学技术决定论（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而言，因为科技决定论者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单一的科学技术要素，而只有科技专家才能掌握人类的历史命运。汤因比反对这种观点，他所说的灵长类并非等同于哺乳动物的分类，而是突出人类所独有的智慧。他把人类的才能分为两大部类：所谓“技长”指的是科技才能与管理才能，而“灵长”则是艺术才能与宗教才能。汤因比对才能层次的区分是否精当，自然大可商榷：但他希望人们不要把科技绝对化，应该加强人性的复苏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没有必要害怕科技的发展，更不应在新世纪的严峻挑战面前束手无策。科技决不是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的妖魔，人类既然能够创造科技，便必定可以掌握科技。关键仍在于人，在于由健全的人组成的健全的社会，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保证科技为人类造福而非造祸。
所谓健全的人，首先就要认识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而这种价值与尊严又是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体现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早已指出：“仁从二从人，相遇之义也。元从二从儿，儿古人字，是亦仁义。无许说通元为无，是无亦从二从人，亦仁义。故言人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能为仁之元而神于无者有三：曰佛，曰孔，曰耶。”又认为仁充满宇宙之间：“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为友……”谭嗣同对基督教的理解虽然不尽确切，但他把基督教与孔、墨、佛相提并论，力图发掘其相通相近的精义以谋救人救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是极为难能可贵。我认为，现今为了复苏人性和纠正人类文明偏失，就应该具有这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努力发掘包括基督教与其他优秀宗教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资源，营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文化，共同挽救整个人类的沉沦！
如同世界上其他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教本来就不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向全球逐渐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非基督教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基督教在这些地区的本土化。正常的文化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即使是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交流，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互动，只不过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基督教的普世性，不仅在于它的神学内核，而且也是千百年来各种各样语言和文化的诠释发挥，逐步磨合融通而形成的。
对于中国来说，基督教诚然是外来宗教，但经过明清以来，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许多中外基督徒的不懈努力，基督教在教会与神学两方面的本土化都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尽管国内外众多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学者，特别是宗派林立的外国教会人员，对本土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态度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对于流传如此长久，信徒如此众多而且影响如此深远的基督教，再也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外来宗教了。在历经磨难数十年之后，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城乡各地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转型期许多迷茫的人们寻求精神家园的需要，弥补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感与飘零感，自有其内在的原因。
因此，在国内外对于中国基督教研究的蓬勃发展，现今更加显示出其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由于好几位学者即将就各地研究现状作详尽的专题报告，我只从背景方面作上述阐发，希望得到各位同行的指正。
注释：
[1]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408～409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2] 同上书，410页。
[3]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17页。
[5]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17～118页。
[6] 同上书，11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3页。
[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431～4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