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人的不仅是先知的观点。每个人以先知的心情对待一大群人或一个国家时都会有这种思想。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你就会走到失望的境地，并被迫放弃你的希望。但是你不需要放弃希望，因为有多余的人。“多余的人”这个词的意思是指那些被残留下来的人，这些人不崇拜偶像，不做不正义的事等。在广义上，这个词的意思是指在一个团体中的少数人，他们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因此成为未来发展的承担者。这种多余的人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局限于无产阶级救世主义。归根到底，它不是整个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领导集团，即先锋队，他们是有决定力量的。所以，把无产阶级与救世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限制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先锋队的人们有一种救世的作用。这些先锋队甚至并不总是无产阶级的成员。他们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人，从知识分子或上层分子中出来，打破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的自我限制，他们学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可以加入到先锋队中去。
马克思的世俗化的先知主义（prophetism）与犹太人的先知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总是注意于宗教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而不依赖于为马克思所注意的人的集团或依赖于逻辑的或经济的发展的必然性。他们最后依赖于上帝，而这是现代的世俗化运动所缺乏的。的确，这个运动是准宗教的。它不是伪宗教的，因为伪宗教的意指“欺骗的”或“虚妄的”。然而，它是准宗教的，因为它就其本身说有一种先知主义的结构，但带有一种差异——这就是以宗教影响现实的、超越的从上而下的路线已经没有了。
悲剧的事情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原来都来自先知的信息，但当他们成为胜利者时，他们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批判精神运用于他们自己。他们不能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东西可以超越他们自己。俄罗斯共产党人在东西方讨论中对待一切问题都没有表示最后的自我批评。当然，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有个别团体有一些自我批评。有些个人承认自己有罪。但是他们总是罪在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党，没有高于党的东西；党是没有错误的，党是不可能错误的。为了解放整个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结果却陷于一种新的奴役制度，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奴役制度；而缺乏超越线则是造成这种悲剧状况的原因。这是一种世界历史的悲剧。以前的历史中就发生过相似的事情。例如，我们可以想一下耶稣基督的运动何以在中世纪晚期变成宗教裁判所的教会。产生这一切悲剧性转变是因为没有宗教原则所引导的自我批判。当教会不再按从上而下的路线对自己作出判断，像宗教裁判所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能对自己作出判断，是因为它的整个现实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面它就可能变成我们现在与斯大林主义等同的社会集团。在这种形式下，原来的团体所为之而斗争的任何事物都可能变成压制和歪曲。就在20世纪，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在社会领域中人的异化的悲剧现实。
（尹大贻译）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2]
如果我在这里谈论基督教与斯大林主义，那就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与”意味着两者不仅具有消极的而且也具有积极的联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基督教肯定而斯大林主义却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一差别就引起了这两者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互不相容的完全对立。基督教肯定而斯大林主义却否定审判要公平、证据要确凿，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对立。基督教希望从人的内心深处治愈每一个人，而斯大林主义则企图通过恐怖手段毁灭每一个人的人格中心，将人变成物，这两者之间也有一种对立。基督教肯定自由是一切精神创造性的必要前提，斯大林主义则使精神集体化并把它束缚于事先确定的模式，这两者之间又有一种对立。
我还可以继续列举更多的例子，但我的论题毕竟不是“基督教与斯大林主义”而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差别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东方专制主义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俄国亚洲传统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改造并不是取消，很明显，即使在斯大林主义中，原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仍然起着作用。但两者之间又有着根本的差别。要认识这种差别，不仅必须把斯大林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且还必须考虑前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本人那里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经历的发展。人们可以把这一发展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阶段，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接下来是他的晚期著作和恩格斯对这些著作的影响；再往下是直到列宁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和俄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内部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其中每一阶段对于把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只想把我的探讨限制在其中一个阶段，即第一阶段。这样做无须任何解释，因为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阶段，而且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常常故意掩盖这一阶段。但是，正是在这一阶段而不是在其他任何阶段，开始出现了对马克思本人及其广大追随者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些论题。如果没有这些论题，马克思巨大的历史影响必定仍然是不可理解的。
在马克思的早期发展中有两个决定性的基本思想：他关于人的概念和他关于历史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显示出与基督教对人和历史的解释有明显的一致性。但这两个概念同时也展现了与基督教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最终使得这种一致性完全消失的那些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不仅表现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而且也隐含在他的全部著作甚至最后的著作之中。这一概念通过人的自我异化和非人化的概念得到了最简明的阐述。人事实上不是他本质上是因而可能是和应该是的那种东西；他已与自己的本性相疏远。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性。对无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他们的生存中，异化和非人化已达到最大的程度。但是，这一点也适用于统治阶级。他们可以通过财富和文化来掩盖他们生存的可疑性，并创造一些观念形态来为其对其他阶级的剥削进行辩护。在马克思看来，疏远化是工业社会中一切集团的命运。只有在对疏远化的抗议形式中，真正的人性才能起作用。既然正是无产阶级强有力地提出了这一抗议，那么该集团就具有双重的作用：它既是最深刻的疏远化的承受者，同时又是真正人性对疏远化的抗议者。无产阶级既是救赎者，又是最需要被救赎的人。
这种地位的内在矛盾具有深远的后果。它部分导致了对无产阶级不现实的赞美，部分导致了把无产者现实地但也是危险地分离为群众和先锋。属于先锋的甚至可能是非无产者，如马克思本人。这些个人成为在俄国革命成功后将无产阶级、并通过无产阶级将全体大众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官僚阶层的核心。这就是导致从马克思通向斯大林主义的路线之一。所以，我们在马克思那里看到了这些基本思想：首先，人作为他本质上是的人；接着，经过资本主义人被异化和非人化；然后，人反叛自己的非人化；最后，在将要来临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人再次成为人本质上是和应该是的那种人。这一切都包含在取自于黑格尔而起源于先知性基督教传统的疏远化概念之中。
不难看出，基督教关于人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念之间的相似与对立。马克思称之为异化的事物，在基督教的概念化中就是，人从他的本质上的清白无罪堕落到一个与他自己以及与他的创造基础相冲突的处境之中。人已不是他可能是和应该是的那种样子。不仅个人是如此，而且社会也是如此；分担人类命运的宇宙也同样如此。人与人相对立，集团与集团相对立，存在与存在相对立。分裂便成为存在于个人灵魂、人类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根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