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指出，最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者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然而，批评者又通常采用“紧密相连的论据”来指责马克思，如“马克思的著作中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的联系，因此被作为‘说明性的旁白’而抛弃”；再如“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来源于早期对异化的批判，而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则较少出现”[1]。综观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思想发展足迹，我们可以辨识，他们的生态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而且在时间上也是一而贯之的，在他们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中都有体现。鉴于国内学界很少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也因为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历史原貌，因此，我们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谈起。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并非清晰。一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周义澄的著作《自然理论与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思考》、解保军的著作《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从研究马克思的自然观的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有所关注；李富君博士的《马克思的生态观发展轨迹初探》一文直接涉及了这一问题，但总的感觉阐述的还不够细致。二是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其观点也很不一致。解保军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开始于着手研究人类的生存问题，其生态哲学思想诞生的标志性著作是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至于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标志着恩格斯开始关注人的生存环境问题。[2]李富君博士把马克思的生态观分为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态观萌芽、《资本论》中的生态观雏形、晚年马克思笔记中生态观的发展三个阶段。[3]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哲学思想，从形成到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在马克思学生时代的一系列文章和博士论文中，他的环境哲学思想已初见端倪）、形成时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成熟时期（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为代表）、发展时期。上述讨论中，人们又往往集中于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论述，虽然也顺便提及了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但尚缺乏具体的展开和深入的挖掘。
罗马自非天成，思想发展必然经历一个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不是一下子诞生的，就像密涅瓦不是一下子就从丘比特头上生出来那样，而是经历一个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追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足迹，认真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理路，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的历史演进分为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四个阶段。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萌芽
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现代生态哲学的核心问题，曾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与他们的总体哲学思想是如影随形的。考察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学生时代。在马克思学生时代的一系列文章 和博士论文中他的生态哲学思想已初现端倪。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从人与动物对待自然的不同方式上，从选择和制约的关系上，从自由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开始讨论人与自然的辩证性。
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4]马克思认为，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动物只能在自然提供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完全依赖于生存环境，面对着外部自然界，动物是无能为力的、是被动的；而人在自然面前是一种能动的存在，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作用于自然，驾驭环境，从而改造自然，有选择和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这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5]。马克思反对在选择职业时像奴隶一样地服从客观环境，那样会使青年人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他也反对仅仅从利己的私欲出发选择职业，那样他永远不能成为真正完美的为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在政治上尚未成熟，其世界观也远未定型，但他的思想深处已经明确地产生了一种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为全人类谋福利已经成了他的人生坐标和美好理想。这种人生追求是马克思一生思想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他的这一人生理想紧密相连的是他的生态思想的萌发：人在自然中争取自由，又受自然的制约；人受自然界的制约，但总要争取自由。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但是，“马克思在作为第一篇完整著作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虽然起始于左翼黑格尔派的观点，但却因为提出了思辨哲学（或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冲突，从而超越于左翼黑格尔派。”[6]以博士论文为标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初步呈现，他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思考也进一步展开。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已经从中学毕业论文的人神合一转向对伊壁鸠鲁无神论的崇敬，试图“与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达成一致”，试图“理解英法启蒙的唯物主义传统（极大地从伊壁鸠鲁那里获取他们的灵感）”[7]。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他对宗教的批判，呼吁把一切超自然的、目的论的原则从自然中赶走”。他称赞伊壁鸠鲁把神赶出了自然世界，并反对所有的迷信。“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象征着带来了光明或启示，这种启示就是对自然宗教观的拒斥，就是一种唯物主义，也是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伊壁鸠鲁哲学强调感觉和经验世界，也看到理性在解释那个世界中的作用，因此在理性对世界的解释中无需生活在世界之间的夹缝中的诸神。”[8]到马克思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时，“马克思已经果断地走上了唯物主义之路”，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者应该具有的立场，尽管还带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色彩”。可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部过渡时期的著作。马克思的论文既不属于黑格尔主义，又不属于完全的唯物主义，而是一部过渡期的著作，其中马克思已经开始考虑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但还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代替黑格尔辩证法”[9]。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博士论文中初步呈现的自然观，在马克思随后的著作中得到彻底的发展，并为科学地阐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
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中学毕业论文中开始讨论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博士论文的论点是以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区别为轴心的。马克思集中研究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是第一个意识到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体系之间真实区别的人。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伊壁鸠鲁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机械论体系；正是伊壁鸠鲁在物理学领域的独创，才捍卫了作为进化产物的人的意志自由”。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是无愧于卢克莱修的称颂的”。马克思被伊壁鸠鲁有关追求人生自由的思想所深深吸引，但在论述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时，又与伊壁鸠鲁有所不同。马克思赞同伊壁鸠鲁关于人性原本被自然环境所限制，由于环境的变化，语言本身也得以进化的观点，但不赞成他把人与周围环境对立起来，企图通过摆脱外在世界来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自由。马克思认为，人同环境分离开来，虽然可以达到绝对的理论的自由，但却使人丧失通过改变周围环境来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因而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强调通过改变环境来实现人的自由。[10]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哲学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人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性。这是“马克思关于人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观念的第一步，这个观念引导他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1]。
如果说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在他的学生时代的一系列论文中已经开始萌发的话，恩格斯则表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最早是在他对工人阶级生活的非人现实的揭露、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以及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开始酝酿的。1839年3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报》上匿名发表了《乌培河谷的来信》。文中，恩格斯根据他在家乡乌培河谷亲身经历的事实，一方面痛斥了残酷剥削工人的工厂制度，指出，工厂制度摧残了工人的肉体，造成劳动人民的普遍贫困；另一方面开始关注河流污染、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他描述了家乡乌培河“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燃料的染坊”[12]。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在184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43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刻阐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萌芽，不是即兴的、孤立的，它们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思想中。而且，这些思想萌芽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思想如世界历史观点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紧密相连的。决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生态观点看做是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联系的“说明性的旁白”。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形成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立场和阶级立场的根本转变，随着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他们的生态哲学思想的萌芽也逐步成长。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可以辨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以及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辩证统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不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论述，而且还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和自然的异化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态观的基础，而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异化的批判中，可以看到他对于生态问题的切实关注。”[1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巴黎手稿》）是马克思实践观思想的发源地，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起点，同时也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诞生地。从这里开始，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进到对“原本”的批判，即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进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哲学进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的思想成果最主要的就是提出异化劳动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阐发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思想。与这些理论成果相交织，马克思生态观的基本观点已经形成，并且建立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紧密结合的坚实基础之上。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建构形成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在实践的基础上，就如何看待自然界，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论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自在的自然通过劳动的中介不断成为“人化的自然”，呈现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资本主义是自然异化的根源，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