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源于西方的启蒙时代，自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坡开创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以来，经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奎因、勒布朗、西默农、埃科等作家的不断拓展与创新，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
一
中国侦探小说是典型的“舶来品”，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经历了译作、仿作到自创的演变过程。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新小说》是译介侦探小说的倡导者和理论实践的先行者。1896年，《时务报》刊发了由张坤德翻译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这是中国最早引入的侦探小说。此后，西方侦探小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最受读者青睐的当属《福尔摩斯探案》。除《福尔摩斯探案》外，其他西方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在众多的译介侦探小说中，法国著名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创作的侠盗加侦探亚森·罗宾，在当时读者中的知名度仅次于福尔摩斯。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几乎将西方著名的侦探小说全部引介到中国。
随着侦探小说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译介西方侦探小说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正如阿英所描述的，“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二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成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1]在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有些译作几乎与西方原创的侦探小说同步上市。“抛开日本这个中转站，直接取法欧美，步伐甚至走得比日本还快，在这个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基本上与世界文学潮流同步。”[2]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热潮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才渐渐降温。
西方侦探小说为什么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如此狂热的阅读效应？从文学发展规律看，一种类型的文学模式能够存在，总是以其自身的审美趣味与读者达成某种默契，从而获得其独特的欣赏价值，只有这种文学模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吻合，读者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并保持持久的热情。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狂热的阅读效应，除了西方侦探小说呈现的新颖的故事、惊险的场景、曲折的情节、神秘的悬念、智慧的侦探等审美特性外，还在于西方侦探小说隐含着诸多的人文意趣。一是神学的意境。英国早期侦探小说批评家玛乔丽亚·尼柯尔森（Marjorie Nicolson）带着极嘉许的口吻肯定侦探小说的生命意义。读者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体现了一种“因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激变而出现的精神动荡，在没有秩序的环境里生活总是让他们苦恼。所以，对侦探小说的兴趣往往还体现了读者想返回到简单安宁而又秩序井然的宇宙的强烈渴望，他们想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宇宙就像生活在家里一样”。[3]读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安全感却在侦探小说里找到了寄托。因为侦探小说隐含着一种异样的精神景观——罪恶终将被惩服，混乱的秩序终将得以恢复，侦探小说在遥深的意旨上接近了神学。二是哲学的意蕴。侦探小说的内容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健康心态与变态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这些问题持久地刺激着读者的兴奋点，甚至把理性带到了极限——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根本问题，这样的困惑及其化解，使人类自身得到了精神上的抚慰。三是文化的意味。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大众文学读物，其深层也深刻地触及人类的终极眷注。从历史发展看，犯罪的发生几乎与人类历史同等悠久，犯罪现象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空间，每时每刻都有神秘的死亡发生，而人类又是那么无力地拒绝神秘的诱惑。侦探带着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宗教般的情怀，去揭破死亡之谜和为制服犯罪而进行的努力。侦探小说不仅呈现了人性的秘密，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的命运。四是符号学的意义。“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侦探小说作家，他们都特别善于从文化上改写占统治地位的辩证法。”[4]因为侦探小说文类坚定执著地偏爱一种场景——犯罪场景与侦破场景——的书写。这个场景不仅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世界。侦探与罪犯在这个密闭的世界里，进行着人类的智力、毅力与信念的博弈。正是因为西方侦探小说蕴藏着如此深邃的人文意趣，它一踏入古老的中国大地，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亟待启蒙的中国读者。
二
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吹响了号角，但必须明确中国侦探小说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土壤里，浸润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里。毋庸置疑，中国侦探小说与传统公案小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虽说侦探小说宣扬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非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人权而非皇权，但是两者却有着诸多共同的喜好和交替互渗的表现。首先，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不仅“形似”而且“神似”。虽说公案小说源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沉淀，而侦探小说则诞生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历史也仅区区的百余年。但两者既有着“形似”又有着难以割舍的“神似”。“形似”——两者都在运用人类的智慧，昭示案件的真相。“神似”——探案者都坚持不懈地追求正义，惩恶扬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如果说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显性的，它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那么传统公案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它是中国侦探小说诞生的精神传承。其次，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同属“乐感文化”，有相似的审美趣味。传统公案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读者基础，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审美接受心理，普通读者阅读公案小说，更多的是偏重于其娱乐功能，希望作品中最终都能出现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的圆满结局，在阅读过程中享受拍案称快之乐，而无凝思长叹之忧，这种传统的“乐感文化”不仅制约着普通读者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以启智娱乐为开端的西方侦探小说也可归属于“乐感文化”——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和案犯必遭惩罚的完美结果，它能够带给中国读者紧张而不疲惫、轻松而不乏趣味的审美享受。再次，侦探小说汲取了公案小说的精髓，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侦探小说文类生成看，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认同的复杂过程。侦探小说的译者在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之初，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侦探小说以引进新思想来变革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事实上，这些深受传统礼教影响的文人在观念上仍然保守。他们在译介和创作侦探小说时都会渗入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从早期的侦探小说译本看，很多译者都使用章回体的形式和文白相杂的语言，作品中既反映出译者浓厚的传统法文化思想，又传递出译者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渴望。而在最初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里，不难发现，作者可允许侦探在侦破案件时有失误，但不容许侦探在道德上有瑕疵，这正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思想写照。他们既羡慕侦探的理性精神，又摆脱不了传统的青天意识，因此，他们希望塑造一个可与西方侦探相媲美却带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新侦探形象，这是当时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一个理想目标。
虽说侦探小说承传了公案小说的血脉，从内容到形式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现代转型。但是，不可否定的是，诞生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语境里的侦探小说和公案小说，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侦探小说体现的是现代的理性思辨精神，讲究的是科学与民主，弘扬的是法治思想和社会正义。作品中的私家侦探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他是现存法律制度的叛逆者，试图在当下法律规范下建立公平与正义，以实现个体的价值与理想，本质上从属于“民间立场”。而公案小说呈现的是政治的伦理和道义上的因果关系，体现了一种在王权统治之下的群体思想，不论是包公、于公还是狄公，他们对于现存意识形态都带有先天的维护意识，本质上从属于“官方立场”。
三
西方侦探小说大规模的引入，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打造了绝佳的模板，而传统公案小说的伦理价值则为中国侦探小说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两种各具特色的文类催化下，作家们的创作意识被激活，他们开始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当然，借鉴并非只是机械的模仿，这里面隐藏着侦探小说作家在遭遇中西两种文学观念时的艰难抉择。不可否认，最初的侦探小说作者基本上都是“旧式文人”，他们大多以写言情小说起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极力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在经历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交往”与“对话”中，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逐渐领会并有选择地“拷贝”西方侦探小说，最终形成有中国风味的侦探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