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是1901年由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编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示，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发表在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上。《启蒙通俗报》于1901年由傅樵村在成都创刊，1906年改为《通俗日报》。笔者查阅了国内多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均未发现1901年的《启蒙通俗报》，现存文献只查到1903年后的《启蒙通俗报》及更名后的《通俗日报》，未见剑铓创作的《梦里侦探》。因此，对《梦里侦探》是否有此作存有疑虑。，至1904年以后，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才有所发展。1905年，《江苏白话报》第一期刊载了由挽澜创作的《身外身》和《美人脂》。同年，《广益丛报》第六十五号刊载了冷血（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1907年，《月月小说》第七号刊载了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1908年，《月月小说》第二十一号刊载了黄翠凝的《猴刺客》，该作品是目前能见到的早期比较成熟的中国原创侦探小说。这是张坤德首次译介福尔摩斯探案十余年后，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侦探小说文体太先锋，叙述内容太丰富，逻辑要求太严谨，而使众多意欲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望而却步。侦探小说的写作不但要求作者具备文学的素养，还应兼备文学之外的诸多知识，比如逻辑学、心理学、犯罪学、化学、医学等。另一方面，在于作家的价值趋向。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中西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趋向，中国文化属伦理型文化，注重以社会为主动、个人为受动的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属科学型文化，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引出的社会结构。侦探小说作家对法律的诉求、对科学的期盼、对正义的瞩望都带有特定的文化印痕，而晚清作家尚未完全挣脱伦理型文化的“羁绊”，他们在“东张西望”中渐渐成熟。
吴趼人和周桂笙是当时著名的小说家与翻译家，但无论是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还是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从文体到内容仍属公案小说的范型。尤其是吴趼人，他试图革新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以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中国侦探案》就是他革新的结果。周桂笙的《上海侦探案》尽管也是“公案体”，但其在叙述内容上明显汲取了“西洋文明”。从吴趼人和周桂笙的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么一条规律，中国最初的侦探小说创作经历了由“公案体”到“侦探公案体”的演变过程，这也印证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生成深深地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而非纯粹“西风东渐”的结果。
随着“侦探公案体”作品的增多，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开始在模仿中反思，在反思中创新，在创新中成长，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侦探小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文坛上出现了第一个侦探小说作家群，主要作家有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庵、俞天愤、张碧梧、赵苕狂、何朴斋、徐卓呆、胡寄尘、张无铮（张天翼）等，产生了一批像霍桑、鲁平、蝶飞、李飞、宋悟奇、胡闲等“中国式”的侦探，这些“新新侦探”在读者中享有盛誉，其中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的大侦探“霍桑”更是声名远扬，成为上海市民心中的英雄偶像。创作的繁荣与读者的接受，使得中国侦探小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早期的原创侦探小说中，读者反映强烈的主要作品有：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俞天愤的《蝶飞探案》、陆澹庵的《李飞探案》、张碧梧的《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苕狂的《胡闲探案》、张无铮（张天翼）的《徐常云探案》、王天恨的《康卜森探案》、何朴斋和俞慕古的《东方鲁平奇案》等。
至此，已完全摆脱传统公案小说束缚的中国侦探小说呈现出与西方侦探小说一致的审美特性——神秘、惊恐与悬疑。侦探小说鲜明的审美特性是神秘性，案情扑朔迷离，案犯踪迹不明，结局指向莫测。作者与读者似乎在不断地进行着设谜和解谜的游戏，从而也就在不断地进行着建构、颠覆、重构、再颠覆的解密过程，使读者在“奇诡突兀”、“刿心怵目”周桂笙：《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载《新民丛报》，第3卷第7号，1904。的高峰体验中揭开谜底。侦探小说最具刺激性的是强烈的惊恐性。侦探小说总会牵涉谋杀、抢劫、爆炸等暴力场景的书写，而暴力行为的描写往往能够使处在相对安全环境里的读者的“暴力”本能得以导泄。人类的心理中都有一种“暴力”的本能，阅读侦探小说能使读者产生“惊骇错愕、目眩心悸”同上。的心理体验。侦探小说最具吸引力的是悬疑性，悬疑也即作家在作品中营造的紧张而神奇的悬念，悬念成为侦探小说作家营建情节的枢纽，启迪读者心灵的钥匙，悬念也成为读者对人物命运和情节推进的预测和充满激情的期待。
四
中国侦探小说是中西文化融构的宁馨儿。它的诞生与中国社会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文学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连。考察中国侦探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可将其视为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文学的一个缩影。侦探小说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作家的创作观念，丰富了中国现代文体的类型，加快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使古老的犯罪题材文学获得了现代性——从对犯罪的政治伦理关注转向对公共秩序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形成、科学精神的传播以及法文化的建设等。
当今的中国文坛甚是热闹，各种主义、现象、流派层出不穷，然而，却绝少有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光顾侦探小说。在已有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史里几乎难觅侦探小说的踪迹，即便在中国“通俗文学”史里，对侦探小说的阐述亦是浮光掠影，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侦探小说的健康成长。更可叹的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为读者提供独特的审美与情感体验的侦探小说亦被“公安小说”、“法制小说”、“犯罪小说”以及“侦破小说”等称谓取代，私家侦探的独特个性与超凡的智力也被人民警察的群体形象与集体智慧所替换。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迄今为止，能风行全球长盛不衰的文类之一便是侦探小说。融情、智、理、趣为一体的侦探小说有其独特的范式，故事中的侦探通过追踪蛛丝马迹而重构犯罪现场，以牢牢控制犯罪，以此抚慰被惊扰了的心灵秩序，恢复被损毁了的社会秩序。侦探是和平年代里读者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形象是别的文类所不具有的。
笔者挚爱侦探小说，愿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尽力。因为此，笔者历时两载查阅了1896-2011年间的近千份报纸杂志，搜集并阅读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近千部侦探小说作品，并对清末民初的侦探作品重新录入、断句并进行以繁化简的文字处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共十卷，110篇作品，400余万字，因篇幅所限，长篇小说未在其列。为体现“史”的脉络，所选作品均按发表或出版的时间排序。其中1908-1949年三卷：第一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作品；第二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作品；第三卷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刘半农、张天翼、俞天愤、陆澹庵等人作品。因馆藏的清末民初期刊弥足珍贵，难轻易示人，一些选文想必是第一次与当代读者会面。读者可从中阅览中国侦探小说从滥觞期到兴盛期的整体创作风貌。1950-1976年一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白桦、公刘、陆石、文达等人作品，这些作品以苏联的“反特防奸”为蓝本，融入“剿匪”、“肃反”的题材，作品明显地烙上时代的印痕，读者可真切地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波澜壮阔的斗争画面。1977-1999年二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李迪、钟源等人作品；短篇卷收入中国著名作家叶永烈、余华、叶兆言等人作品，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可体验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出现的新变化，犯罪问题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错综复杂的社会世相。2000-2011年二卷：中篇卷收录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怀戚和新锐侦探小说作家鬼马星、冯华、既晴的作品；短篇卷收录中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蓝玛、郑炳南、孙丽萌及新锐侦探小说作家水天一色、周浩晖、林斯谚等人的作品。读者可领略到新世纪中国侦探小说无论是叙事内容还是叙事方式均添加了新元素，网络、毒品、腐败等题材已成为侦探小说的热点。除以上八卷外，还为小读者编选了两卷创作于1980-2011年间的优秀儿童侦探小说作品。深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侦探小说作家谢鑫、杨老黑、许方等人的作品均在选集里，这些作品以小读者的视角叙写了神秘、悬疑与恐怖的侦破故事，不仅让小读者从中感受到侦探身上超凡的智慧，而且可从中体验到侦探身上传递出的刚毅与正气的精神品性。
“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中国侦探小说读本，为研究者提供一幅清晰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品图谱，为当下中国侦探小说作家的创作提供可参照的范本，为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侦探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希望“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1908-2011）”丛书的出版能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生长点。
任翔
2012年8月18日于北京养木轩
[1] 阿英：《晚清小说史》，217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Whatever Happened to Sherlock Holmes：Detective Fiction， Popular Theology，and Society，By Robert S.Paul，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91，p.17.
[4] The Art of Detective Fiction，Edited by Warren Chernaik and Robert Vilain，New York：ST.Martin′s Press，INC.，2000，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