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华盛顿跟我一样喜欢胡闹。在七月份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有两个小孩坐在游廊上。其中一个肤色像乌木一样黑，满头都是用鞋带绑起来的短辫子，硬硬地竖起来，就像螺丝起子一样。另外一个小孩皮肤白皙，满头金黄的卷发。一个小孩六岁，另一个只有两三岁。年幼的小孩是个盲童——就是我，另一个就是玛莎·华盛顿。我们一直专注地剪着纸娃娃，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厌倦了这个游戏。在把我们的鞋带都剪碎以后，我们把伸手能够到的金银花叶子都剪掉了。百无聊赖之际，我把注意力转向了玛莎的“螺丝起子”头。她一开始还在反对，但最终还是屈服了。我剪完她的头发以后，她为了公平起见抓起剪刀向我的卷发下了手。如果不是我母亲的及时介入，她大概会把我的头发剪光吧。
我的另一个伙伴是老狗贝拉。它又老又懒，相比跟我嬉耍，它更愿意独自待在火炉边睡觉。我曾经想教它我的手语，不过它实在是反应迟钝又漫不经心。它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兴奋，身体都激动得抖起来，随后立马定住，就像它正瞄准鸟之类的猎物似的。我不知道贝拉为什么这样，只知道它没有按我要求的做。这让我恼羞成怒，常常对它一顿捶打。贝拉只是站起来伸伸懒腰，在火炉旁嗅两下，然后慵懒地走到火炉另一边，趴下继续休息。而我呢，感到自讨没趣之后就会跑去找玛莎玩。
早年的这些记忆牢牢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只是破碎的片段，但是清晰而明确，让我这不分昼夜的生命更有意义。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泼到围裙上了，于是我把它解下来张开，拿到客厅火炉的余火前烘烤。我嫌围裙干得不够快，所以靠近了点，直接把围裙盖在了热灰上。结果火苗一下窜了上来，我的衣服立马着了火，周身都是火。我弄出噼里啪啦一阵响动，引得老保姆维尼赶来救我。她用一条毯子把我裹得紧紧的，差点没把我憋死，不过最后还是把火给灭了。除了双手和头发，我伤得不太厉害。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妙用。某天早上，我故意把母亲锁在了食品储藏室里。因为仆人们都在别的屋子里干活，没人给母亲开门，她被我关了足足三个小时。母亲一直“砰砰”地拍着储藏室的门，我则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感受着拍门引起的震动，自顾自地笑个不停。这次放肆的恶作剧终于让父母下定决心尽快请个人来管教我。就这样，我的老师莎莉文小姐走进了我的生命。可是她一到我就给她来了个下马威：母亲让我拿点东西给楼上的莎莉文老师，我把东西递给她以后立马摔门而出，还上了锁，把钥匙藏在了大厅的柜子下面。无论他们怎么哄我，我都对藏钥匙的地方守口如瓶。父亲拿我没辙了，只好搬出一架梯子，让莎莉文老师从门上的窗户爬出来。我十分得意，几个月之后，才供出钥匙的所在地。
3
我五岁的时候，我们从蔓藤覆盖的小房子搬到了一座崭新的大房子里。我们家一共有六名成员，父亲和母亲，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之后还添了一个小妹妹，名叫米尔德里德。父亲对我而言，最初且最清晰的形象是这样的：我穿过重重叠叠的报纸堆后，发现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手上举着一大张盖过脸的纸。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做什么。于是我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上他的眼镜，希望这么做有助于解开我脑中的谜团。不过接下来几年，我都没能搞清父亲到底在干什么。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父亲举在手上的纸是报纸，他在做报纸的编辑工作。
父亲为人性格温和，仁慈而宽厚，非常热爱这个家庭，除了狩猎季，他几乎不会离开我们一步。听说他是打猎的行家里手，射击尤其精准。除了家人，父亲最爱的就是狗和猎枪。他热情好客，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几乎每次回来都要带上一两位客人。父亲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大花园。据说他栽培出来的西瓜和草莓香甜可口，在村庄里数一数二。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精选的草莓拿给我吃。他充满慈爱地领着我在果树和葡萄架下散步。凡是能让我高兴的事情，他总是不遗余力，并且以我之乐为乐。
父亲还是个讲故事的能手。我学会写字之后，他常常把他听到最有意思的奇闻逸事费劲地拼写在我手上。让我适时地复述他讲的故事是他的一大乐趣。
父亲的死讯是在1896年夏天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北方享受着夏末最后一点宜人的景色。他生病的时间不长，一阵急性发作之后，人就走了。巨大的悲伤涌上心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如此撕心裂肺的痛楚，也是人生中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
4
我该怎样描写我的母亲呢？她跟我是如此亲近，反而让我无从下笔。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妹妹的到来视作一个入侵者。我明白自己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心头爱，一想到这点我的心里就燃起了嫉妒之火。她竟然坐在我母亲的腿上，那个位置以前是我的专座，她似乎抢走了母亲所有的关爱和精力。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不仅是母爱受到分割，而且受了极大的侮辱。
那时候我有一个心爱的洋娃娃，我叫她南希。可怜的南希，她是我发脾气和突发溺爱时无助的牺牲品，浑身被我弄得残破不堪。我有许多洋娃娃，有的会说话，有的会哭会闹，有的会眨眼，但是我对她们的爱永远比不上我对南希的爱。她有一个摇篮，我常常把她放在里面轻轻地摇，一摇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我守护着南希和摇篮，从不让别人碰他们。可是有一次，我竟然发现妹妹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由于此时我还没有同妹妹建立起所谓的姊妹情谊，看到这个情景，我大为光火，冲到摇篮边上把它掀了个底朝天，如果不是母亲及时接住了摔出摇篮的妹妹，她肯定已经命丧黄泉了。
又聋又哑的我，仿佛行走在孤独的峡谷里，而正因为我的聋哑，孤独更甚，完全无法了解人们亲切的言辞和举动，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后产生的情感和羁绊。但是后来，我接受了教育，懂得了人类正常的情感，我和妹妹对彼此来说越来越重要。我们时常手拉着手随心所欲地四处闲逛，尽管她无法理解我的手语，我也没法明白她童稚的咿咿呀呀。
5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几种简单的手语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每次没法让别人明白我的意思，我都会发脾气。我觉得自己被无形的魔掌桎梏住了，发狂地想逃脱，却徒劳无功。我极力挣扎，不是因为这种挣扎能让我逃脱无形的魔掌，而是因为我胸中燃烧着反抗的熊熊烈火。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我就会气得眼泪直流直到筋疲力竭。如果母亲碰巧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哭得撕心裂肺，以至于忘了到底为什么发脾气。后来，找不到发泄渠道的表达欲望越来越强烈，于是这种痛苦的情绪每天都会爆发一次，我甚至每隔几小时就会闹一次。
我的父母心急如焚，但又无计可施。我们家附近没有什么聋哑人学校，也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大老远地跑到塔斯坎比亚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教一个聋哑儿童。实际上，我的亲朋好友们都不相信我能被教化。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于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模模糊糊地记得《美国札记》里提到过一个聋哑少女——罗拉·布里奇曼。但是，当得知探索出聋哑儿童教育法的豪博士已经过世很多年，他探索出来的教育法很可能已经随他而去时，母亲苦恼急了。即使没有失传，谁愿意过来教我这样一个住在阿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女孩？
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位妙手回春的眼科医生，许多看起来没什么希望的病人在他那里都能治愈。我的父母当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医治眼睛。
巴尔的摩之旅非常愉快，至今记忆犹新。
在火车上我交了许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贝壳上打了孔，我就把这些贝壳用绳子串起来，饶有兴趣地摆弄了半天。列车长也非常亲切。他过来检票的时候我就牵着他的衣角跟着跑。他还让我玩他的检票打孔机，那实在是个有趣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一角，用打孔机在硬纸板上打了很多小孔，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这样自得其乐。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洋娃娃。这个娃娃滑稽得不成样子，连眼、耳、口、鼻都没有——即使再有想象力的小孩也没办法从这玩意儿身上拼出一张脸来。奇怪的是，洋娃娃身上残缺其他部位对我而言无伤大雅，但是唯独它缺少眼睛这件事让我极受伤害。我执拗地试图向每个人指出这一点，但是似乎没人理解我想给洋娃娃安上眼睛的意图。突然我灵光一闪，想出个好主意。我爬下座位，在座位下的地板上摸索了半天，终于摸出了姑妈那条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我扯下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忙缝到娃娃脸上。姑妈把我的手放在她眼睛的位置，像是在确认我的用意，我用力地点点头。大珠子很快就被缝到了正确的位置，我高兴得无以复加，但是我马上就对这个娃娃失去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我一次脾气也没有发，因为有太多事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忙得忘了发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之后，奇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虽然他对我的病表示无能为力，但是说我还是可以接受教育的。他建议我的父亲去咨询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电话发明家，贝尔对语音复制感兴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父亲是语言生理、语言矫正和聋哑教学方面的专家。——译者注），说这位医生会介绍适合聋哑儿童的学校和师资。我们听从了奇泽姆医生的建议，立即动身赶往华盛顿找贝尔博士。父亲一路上满腹愁肠、忧心忡忡，而我却不解他的愁滋味，一心沉醉于四处旅游的欢乐中。虽然我只是个孩子，但是一见到贝尔博士我就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对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和高明的医术都让人深为敬佩。他把我放在膝头上，让我玩他的手表。他还故意让手表响起来，让我感受手表的震动。他竟然明白我的手势，这让我对他喜爱得不得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会是我生命的转折点。从此，我的生命从暗无天日走向灿烂千阳，从孤立无援到获得亲情、友情，以及知识和爱。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的帕金斯盲人学校的校长阿纳戈诺斯先生写一封信，请他为我物色一位称职的家庭教师。帕金斯盲人学校正是《美国札记》中豪博士孜孜不倦地探索盲人教育法的地方，我父亲立马照办。几周之后，阿纳戈诺斯校长就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们家庭教师已经找到了，这让我们放下心来。我们是在1886年夏天听到这则消息的，但是莎莉文老师直到第二年三月才到我家。
就这样，我终于跋涉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顶俯视众生。一股神圣的力量点拨了我的灵魂，让我张眼视物，见到了无数奇景。在山上，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光明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