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9年南京大学气象系气候专业毕业，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央气象局工作。我一辈子从事科学研究（其中仅1991年～1994年任《中国气象报》总编辑），主要从事中国气候方面研究。在我迄今53年研究过程中，对中国气候的认识共有3次飞跃，使我对中国气候的研究，突破了气象学和自然科学的范畴，进入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气候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从形成外因看，实质上是一种寒暑文化”，提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自然科学（也）有责”，提出了“母亲气候”（类似“母亲河黄河”）等新观点。当然，它们还有待读者的批评和时间的检验。
本书主要就是在这些认识飞跃的基础上诞生的。从这个角度写序，我认为更有新意。
第一次认识飞跃——中国主要气候资源和主要气象灾害间存在内在联系第一次飞跃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内容是，在了解和掌握了我国气候的主要特点和规律后，进一步认识到，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气候兼有大利（丰富气候资源）和大害（重大气象灾害）。它们主要都是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所带来，都同时存在于大陆性季风气候之中。指出它们之间好像真理和谬误之间一样，只有“一步之遥”。因为大陆性季风气候不是一架机器，它运行正常就是气候资源，不正常就会造成大面积重大气象灾害。
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如果用简单8个字概括，就是“冬冷夏热，冬干（南方是冬少雨）夏雨”。这是因为冬季风从内陆西伯利亚南下，寒冷且干燥；夏季风从南方海洋北上，高温且多雨。
这种大陆性季风气候于我国有什么大利？
主要是，第一，由于我国夏季热量丰富，因此春种秋收的一年生喜热高产粮棉作物分布纬度之北，世界上数一数二。例如，东北几乎全境都可种喜热高产作物水稻、玉米；新疆棉花亩产高达100公斤，总产量甚至占了全国的一半，而冬冷对它们并无影响。第二，我国雨水大部下在光照和热量最丰富的夏季（雨热同季），水分、热量和光照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好钢用在了刀刃上。相反，同纬西欧地中海周围地区雨季在冬，光、热、水都得不到充分利用。更重要的是，第三，在世界15°～30°纬度带上，由于高空有副热带高压带持久控制，凡大陆都成为了沙漠，例如北半球撒哈拉大沙漠、阿拉伯大沙漠，南半球澳大利亚大沙漠、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等。唯独我国南方和相邻的南亚地区，由于夏季风送雨，硬是在这沙漠带纬度大陆上，制造出了一个“大绿洲”。大陆性季风气候之利我国，不可谓不大。
我国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大害，主要可归纳为“旱、涝、风、冻”四个字。我国大范围旱涝主要是由于夏季风雨带在大陆上南北进退移动不正常所造成。冻，是冬季风即冷空气南下造成的低温和冷害，如东北夏季低温；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春秋低温（霜冻、寒露风），华南冬季热带作物的冷害等。风灾则主要是与冬季风有关的寒潮大风，以及与夏季风有关的台风等造成的。所以说，正是给我们带来了丰富气候资源的大陆性季风气候，也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我国的主要气象灾害。
下面我们举出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冬季风的。1953年4月10～12日，华北地区冬小麦刚刚拔节（不耐0℃低温），一场特强冷空气（冬季风）南下，最低气温普遍降到零下1℃～3℃，局部零下3℃～5℃，使仅冬小麦一种作物就减产50亿斤，严重影响了当时国家粮食供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同年8月1日签署命令，把气象部门从军队（军委气象局）转建政务院（国务院），成立中央气象局，天气预报开始向社会公开发布，同时为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服务。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夏季风异常造成旱涝的。例如，在正常年份，北上的夏季风雨带在6月中、下旬到7月上旬在江淮、江南地区停留，成为当地梅雨季节，7月中旬雨带北上华北、东北，江淮、江南进入伏旱季节。但1931年，夏季风雨带停滞江淮、江南，梅雨期特长，江淮、江南许多地区一片汪洋，因灾死亡数十万人之多。相反，1959年梅雨期特短（空梅），江淮、江南地区出现几十年不见的大范围严重干旱。
实际上，我的这次认识飞跃是有原因促使的。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文献中查到，20世纪40年代，国际上地理决定论者正是以冬冷夏热使人不适为据，把我国划为“最多二等强国”，这个结论深深刺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把它视为“国耻”。但我找遍文献，又找不到正面批判他们的论文或书籍。于是我开始了对这个问题漫长的思索。
事情转机发生在1963年初，我写了一篇一千三百多字的文章，题目叫“谈谈我国的严冬”，发表在《人民日报》1963年1月19日6版。写这个题目必然要讲到冬冷的许多不利，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能全讲不利。心想，即使一时找不到直接的有利，也要找些间接的有利。因为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严冬也应该有它有利的一面。于是，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应该怎样来评价冬季风呢？我们知道，在夏季里，海陆之间的热力差异造成的是偏南的夏季风。冬季风虽然缩短了我国农作物的生长期，但从海洋上来的夏季风，却给作物在旺盛的生长季节带来大量的雨水，使我国的大部地区成了富饶的米粮之川。”
这段歪打正着的话，本已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由于接踵而来的许多政治运动而中止。直到1975年，才经过局级（副局长和局总工）审查，在第8期《气象》杂志上发表了“对我国气候的几点认识”，接着又应《地理知识》高泳源主编先生之邀，在《地理知识》1976年第1期上发表了全面评价我国严冬的文章“我国的严冬”。后来又在1995年5月3日《科技日报》2版头条位置，进一步总结成“季风为什么既是资源之源，又是灾害之源”的文章。
这样，我就从理论上揭露了地理决定论者孤立、静止、片面、表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他们虽然根据的是事实，但得出的却是错误的结论。
我的这个飞跃认识，使我对我国气候的认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解释了我国农业丰年和灾年为什么可以无过渡地剧变的哲学原因。
第二次认识飞跃——中国气候既影响我国农业等物质层面，也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等精神层面第二次认识飞跃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撰写《气象与生活》（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后由台湾凡异出版社出繁体字版）“气候与衣食住行”部分，特别是研究“春捂秋冻”等健康谚语时，猛然想到这些已经是属于我国民俗文化范畴。所以我才在该书的扉页上，按照出版社的要求，签名题词“冬冷夏热的气候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的农业，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文化”。
这个认识飞跃，从哲学上说，就是把对中国气候的认识，从矛盾的特殊性上升到了普遍性，即认为中国气候对我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植被景观、农业和经济建设等物质层面，而且影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等精神层面。这一认识飞跃的重要性，在于使我对中国气候影响的研究突破了气象学以至自然科学的范围，而进入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