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妻说，抽空理个发去。
是啊，是该理发了。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几千年的民间习俗，祖祖辈辈的人都无言地遵循着这个规矩。刘欢唱道：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从头再来。这也许就是人们过年理发的真正用意。
庄子上有个壮汉，人称八爷，生就一副粗大身架，黑脸，黄须，脖子细而长，说话高声大嗓，黄眼珠子像通了电的蜡丸，透着一股子凶狠。每每见到他，我总是像一只惊了枪的野兔，扯趟子跑得远远的。
但，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八爷的，那就是过年剃头。
每到腊月间，八爷就成了庄子上的红人。原因是，只有八爷会剃头。而八爷那把不知道使了多少年的剃刀，也是庄子上绝无仅有的。那时候，庄子上与我一般大小的楞头青们，都不止一次地被八爷的剃刀修理过脑袋。大头、三怪、磨叽、闯来子、银宝子……他们被各自的父母“劫持”到八爷的剃头摊前，一个个哭丧着脸，全然没有了平日里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稀溜面软，战战兢兢，活像杀场上等待“斩立决”的犯人。尽管有些“屁胆孙”早已哭得眼泪鼻涕一塌糊涂，但不管用，那一顿刀是非挨不可的。
八爷的剃头摊子通常摆在南墙湾里，那地方背风，且阳光充足，还有一座使了几十年的老碾盘，可供等待剃头的人们坐下来歇缓腿脚。往往，有三五个已经刮了光头的男人，完事了仍不肯走开，拢着袖筒站在那里瞧热闹。那一颗颗晃来晃去的秃脑袋，似乎让南墙湾的阳光愈加明媚。一只煨了驴马粪的小火炉青烟袅袅，上面温着半盆浊水；一条跛脚凳，一把铜柄剃刀，还有一条脏兮兮的羊肚子手巾，就是八爷剃头摊子的全部家当。八爷的那把剃刀也实在是太老了。我时常怀疑，那到底还能不能被称为是一把刀。或许，它压根儿就是个生了锈的铁片子；或许，刀的锋刃上满是豁口，就像木匠用的锯子那样；再或许，就只能怀疑八爷的手艺是否有问题了。反正，那剃刀从头皮上划过，让人感觉不到那是一把刀，而像是一块劈柴强行从头皮上剐蹭而过；那一绺绺掉落下来的头发，不像是被剃下来的，倒像是被一个硬物生生给薅下来的。满世界只剩下一个字：痛。那痛，尖刻而锐利，像肆虐的小蛇直往人的心里钻。挣扎，反抗，都无济于事。八爷的手像一把铁钳子，老鹰捉小鸡似地抓着你的顶门。挣扎反抗的结果，不过是在我们的脑瓜儿上留下若干血口子，或是招致大人们的一顿责骂，弄不好还要挨上几个“戳脖儿”或“帽盘儿”，实在是划不来。谢天谢地，总算是解脱了。我们张开泪目，互相取笑着对方的发型：“黑桃尖子”、“顶搭子”、“气死毛”、“一把抓”……劈面而来的风，轻拂着我们光亮的头皮，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舒适与惬意。
八爷给人剃头，向来是分文不取的。若是哪个有心人带来几个鸡蛋或是准备过年吃的油馍，随手给他放在用来盛剃头家什的小草筐里，他回头看一眼，连个谢也不说，默默地就“笑纳”了。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至今追悔莫及。
那一年，八爷被一帮戴红袖箍的人揪出来批斗，地点就在南墙湾老碾盘那儿。八爷的罪名是“梦想复辟变天的小地主”。说是１９４９年的某一天，国军在兰州吃了败仗，有几个士兵向西仓皇逃窜，在莲花滩上碰到两个牧羊人，其中一个是八爷，另一个不知道是谁。败兵们把枪栓拉得哗哗响，朝他们要吃的、喝的。红袖箍们说，八爷和另一个人是十足的熊包、软蛋，未作丝毫反抗就乖乖地拿出了馍馍和水。这是典型的资敌行为。更有甚者，临了，八爷还接受了败兵作为酬谢赠送的若干军火，计有水连珠步枪一支、手榴弹两颗。另一个同伙则捡了败兵们丢弃的黄棉袄一件。红袖箍们让八爷坐“土飞机”，让他交代军火的去向。八爷说，步枪和手榴弹土改时交给了工作队，这一点全队的贫下中农都可以作证。当下就有很多人说，对着哩，对着哩，是交了，工作队还表扬八爷了呢。红袖箍们又让八爷交代那个捡了黄棉袄的人，说那个人有严重的“反革命”嫌疑。八爷一口咬定没那个事，说那天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存在。红袖箍们说八爷不老实，用脚踢他，抡起皮带抽他。八爷的头上顿时有了伤，流下了一道一道的血，但他就是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姓。那天，我们一帮小学生路过老碾盘，听说是八爷在挨斗，顿觉开心，就跑过去站在人圈外头呐喊助威。
“快说，那个拾了国民党黄棉袄的人是谁？”人群里，我的声音格外的响亮。
“快说！”“快说！”“快说！”大头、三怪、磨叽也跟着起哄。
八爷的腰弯成个大虾，不吭声。
闯来子说：“我也想打他几下，剃头时我脑袋上血口子最多，他不安好心！”
“行哩，”银宝子立即赞同，“他还扇过我一个戳脖儿，我都给他记着账哩！”
这一说，立马勾起了我们对八爷的“新仇旧恨”。场子上漫过一片稚嫩的童音：“打呀，都来打这个黑心的老地主！”
也不知是谁带的头，小孩们像出巢的蜂，纷纷挤入人群，小拳头、小巴掌像雨点似地落在了八爷的头上、脸上。
“批斗会”变成了孩子们的“出气会”。这一点，就连那些红袖箍们也始料未及。
我自然不甘落后，跑过去，想打，又临时改变了主意，从地下抓起一把土，狠狠地撒在了八爷露着赤褐色脖颈的领口里。
八爷的头低得前额快接近了地面，两腿乱颤，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呼哧呼哧，活像一只大风箱。
回到家里，我发现全家人都对我怒目而视。我不明就里，呆在原地，像根木头桩子。
母亲怒气冲冲地问我：“说，你今天都干了些啥？”
我说：“没干啥，就好好地上学去来！”
话未落音，母亲的巴掌就上来了，我脸上火烧火燎般的痛。
“狗胆子大得实实的，字没认下几个，倒是学会欺负人了，”母亲的食指像一把锥子，把我的额头剜得生痛，“谁让你跟上别人胡作非为的？人家的娃干啥我管不着，你小子不学好就不行，看我不把你娃的贼筋给抽了！”
我搞不明白，为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老地主，母亲何故要如此动怒？
那天，我赌气没吃夜饭，等着母亲来哄。
母亲来了，但没有哄我，只在我跟前站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就扭头走开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还是厚了脸皮，自己取碗舀饭吃吧。
一连几天，母亲都阴沉着脸不搭理我，弄得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再干了啥错事，“罪”上加“罪”，新账老账一起算，那可真够我喝一壶的。
终于有一天，母亲找我“谈话”了。
“回屋去，我有话要跟你说！”母亲的态度很不友好。
我惴惴不安地猜度着事情的结局，两腿软得像煮熟的面条。
没想到，母亲告诉我的竟然是一个我从来都不知道的秘密：那个捡了国军黄棉袄的人，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恰恰是我那近乎愚蠢的父亲。
“因为家里穷，”母亲说，“那件八成新的黄棉袄，扔了也就扔了，你老子想捡回来冬天穿了遮风挡寒哩。后来有人追查这事，你八爷怕连累我们，没有说。我赶紧把黄棉袄塞到炕洞里烧了，好些日子都吓得睡不着觉。”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真的干了一件很没屁眼的事。
母亲还说，你八爷那人，虽然跟着家里背了个高成分，但人并不坏，遇上荒时困月，还能从家里偷出些吃的来接济穷人，我们家就没少吃过人家送的东西。
我一肚子愧疚。
后来才知道，母亲曾为我的浅薄无知两次登门向八爷道歉。
八爷哈哈一笑，说：“没啥，娃娃嘛！”
在以后的日子里，八爷又给我剃过多少回头，一点儿也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印象特别深，那就是剃头时我再也没有和八爷较过劲，我那光光的头皮上也没有再留下过任何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