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找学校去
贾汪火车站，一大群背儿牵女的难民焦躁地等待火车的到来，四名身穿军训服装的少年和一个年纪稍大些的青年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脸上写满了兴奋和对远方的憧憬，他们就是贺敬之和他的四个伙伴，准备搭乘火车前往湖北。
火车虽然晚点到站，可总算来了，看到已挤成沙丁鱼罐头般的车厢，大家傻了眼：怎么上车啊？急中生智，五个身手灵敏的年轻人抓着把手爬到车厢顶棚上，总算搭上了火车。
车厢外的乘客没有安全保障，为防止小偷趁乱作案，其他四人把身上的路费都交给最壮实的陈德秀保存。贺敬之恋恋不舍地从衣角取出临行前母亲缝进去的五块钱——那是家里仅存的财产，他脑海中闪过父母殷切期待的目光。前路迷茫，不知自己能否顺利找到母校？
火车蜿蜒前行，饱受摧残的中原大地和在田间地头辗转逃难的衣衫褴褛的同胞尽收眼底，贺敬之深感战争带来的苦难。
火车在徐州暂停补给，他们下车去难民收容所领取一份干粮，接着乘车继续前行，经津浦路、陇海路前往河南方向。快到河南漂河附近，天色渐晚，突然爬上来几个手持匕首的歹徒，他们扫视着车厢顶上的难民。和其他衣衫褴褛的难民相比，贺敬之他们五个衣着更为整齐一些，其中的陈德秀还背着一个包袱，看着像有点儿货。
歹徒们手持匕首向他低喝道：“把钱交出来！”
师生五人怎能屈服，那是他们的路费和救命钱啊！他们咬牙顽强跟歹徒搏斗着。厮打过程中陈德秀被打下火车。其他四人焦急地喊着陈德秀的名字，只听到风中隐隐传来的呜咽声。
“怎么办？”他们乍遇突发事件一下子懵了，这时老大哥任宝善决定，大家到前面的小站点下车，去寻找陈德秀。
四人下车后急忙回转，沿着铁轨一路小跑，嘴里喊着陈德秀的名字。找了好一阵子，终于在不远处看到一瘸一拐的陈德秀向他们走来。看到赶来的伙伴们，陈德秀委屈地瘪着嘴抽泣着：“我差点就摔死了，幸好被铁桥栏杆挡了一下……”
看到他身上、脸上全是摔破的血痕，大家都很心疼，连连安慰他。相互搀扶着，他们走回刚才下车的小站，又等了好一会儿，才爬上另一辆南行的平板列车，继续中断的旅程。
到达汉口车站后，他们挤入拥挤的难民队伍中，买到了前往均县的船票。第二天一早，师生五人登上汽船逆汉水而上。前面就是母校了，压抑不住欢喜的心情，他们叽叽呱呱地畅谈起未来。
他们的口音引起船上一位军人的注意，攀谈后得知，此人也是山东老乡，要往郧阳军中就职。乍听乡音，几个人都很激动。这位军人与准备从军的任宝善老师尤其投机，相谈甚欢。
途经一个叫钟祥县的小地方，汽船中途停泊、补充淡水，大家纷纷下船寻找落脚之地。贺敬之他们来到一个小店，老板娘看到他们身穿脏兮兮的军训服，陈德秀的脸上还有一道道的血痕，以为他们是逃兵，就报了警。他们差点被地方保安抓起来，幸好在船上认识的那位军人赶来做了一番解释，才得以脱险。
在襄樊，贺敬之他们与任宝善老师依依作别，四个少年经过一路波折坎坷，终于到达目的地均县，思念已久的母校近在眼前。
1938年秋至1946年，合并入国立湖北中学的兖州简师，虽地处鄂西北的小城，师资力量却非常雄厚，起用的大多是原湖北省高的班底，名师汇集，诲人不倦；学生也是优中选优，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而且思想活跃。学生们组织“读书会”，创办壁画墙报，演出很多抗日救亡话剧。
贺敬之来到辗转苦觅的母校，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在学业上他表现出惊人的耐心与韧劲，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不断进取，抓住一切机会去汲取知识，凡他读过的诗歌、散文名篇，每篇都牢记于心、倒背如流。
课外时间，贺敬之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加入抗日宣传下乡小组，去乡间地头宣传爱国思想。旧中国很多乡村由于地方封闭，造成思想严重滞后。宣传小组下乡时，就曾遇到好奇的老乡询问道：“你们是哪儿的人？”
“我们是山东人。”
“是中国人吗？”某位乡亲满脸诚挚地问道。
大家大眼瞪小眼，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是中国人，咱们都是中国人！”
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外面的抗日运动如火如荼，这里却恍如另一个天地。
跟乡亲们讲抗日，有些还盘着辫子的老乡吸着旱烟袋漫不经心地说：“东洋人是人，人有良心，不见得见人就杀。”
另外几个好像见过一些世面的老乡摇着头说：“东洋人极凶残，烧杀抢掠，比前几年的长毛贼还狠毒呢……”
学子们急切地想把外面发生的事情告知乡亲们，他们激情澎湃地投入到抗日启蒙和宣传中去，用歌曲、话剧、诗朗诵这些丰富多彩的形式，带给老乡们一个闻所未闻的世界。到了最后，老乡们已经可以和学生娃一起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了。
下乡宣传活动圆满结束，贺敬之刚返校就听到一个好消息：大诗人臧克家将率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到贺敬之所在的学校慰问大家！
臧克家是贺敬之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在他初学写作之际，臧克家的《烙印》、《老马》、《自己的写照》这些作品都深深吸引着他，引导他走向诗歌创作道路，激励他紧跟时代步伐，呼唤他前进。
贺敬之冲到操场，那里早已水泄不通。他站在人群后，踮脚眺望着临时搭起的土台，臧克家在上面挥舞着手臂、操着山东口音演讲着，下面的贺敬之听得热血沸腾。
一阵阵的掌声不断淹没大诗人讲话的尾音，不过没关系，很快操场边的墙壁上就贴出一幅巨大的壁报，通栏用毛笔字抄写出臧克家刚才朗诵的诗篇：
在异乡，
喜听熟悉的乡音，
在救亡歌声中，
我遇到你们这群青年人……
时光荏苒，六十五年后贺敬之与臧克家正式相识，谈及此事两人感触良多。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把两辈诗人引到同一道路上去，且在这理想之路上，彼此心灵相交相应。
这次演讲对贺敬之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身上隐藏的诗歌天赋被开启，臧克家与田间、艾青、何其芳等人的诗歌也成为他“倾心学习诗歌的范本”，引导他在诗歌创作大道上如脱缰野马般一路奔驰。
2．辗转梓潼
贺敬之在湖北安定下来没多久，时局更加动荡不安。
国民政府消极抵抗政策的结果是国土接连沦丧，无数国人丧失性命。仅南京一城，日寇大屠杀造成约30万中国军民被害，侵略者的兽行使得世界舆论为之震怒。长期饱受战争折磨之苦的百姓不仅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千百万的难民在敌人炮火袭击下流亡、逃难，他们看不到希望和未来。
1938年5月，徐州失守；6月，开封和安庆沦丧；10月，广州失陷；四天后，汉口的国民党临时首都陷落。沮丧的消息接连不断，贺敬之和同学们在校园里悲愤地竞相背诵着田间的短诗：
狗强盗！
你要问我么？
枪、弹药，
埋在哪儿？
来，
我告诉你：
“枪、子弹，
统埋在我的心里！”
湖北地处中国腹地，省会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受地理环境所限，非常容易被日军包围，一旦主要交通线被切断，只有束手待毙。
武汉失陷使得贺敬之再次走上流亡道路。
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流亡学校起到传承文化、保存优秀人才的重要作用。这次贺敬之所在学校西迁入蜀，师生们分批沿汉水跨陕南，经宁羌（今宁强），过大巴山入四川，到达梓潼，行程约三千里。
一路行走在穷山恶水间，沿途的景象让他们触目惊心：倒毙的流民、流窜的匪类、染有毒瘾的百姓随处可见。
途经的很多田地都荒芜着，师生们从一些农民那里得知，对他们征收的赋税已预征到六十年之久，他们实在无力缴付地租，只好放弃种地，遇到天灾时只有挨饿的份儿。而那些穷人无力耕种、被荒废的土地，逐渐掌握到少数富户、地主手里，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真是吃人的社会！他们痛斥着日本侵略者和政府的不作为。
贺敬之“越走眼界越宽阔，抗日的烽火、人民的苦难，越来越使他懂得了‘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他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彼此鼓励着行走在漫长的蜀道上。
“流浪的路上活过那些辛酸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贺敬之的双脚磨出一个个大血泡，脚底的布鞋也碎得破烂不堪；经常饿得麻木的胃部泛着酸水；夜间湿冷、寒气袭人，冻得他直打哆嗦。
即使是流亡途中，贺敬之也没有放弃读书，他大量阅读了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陆游等人的诗词。读他们的作品越多，他对这些诗人也越来越热爱，并深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是山东同乡辛弃疾，这位爱国将领、名垂千古的杰出词人在其诗词中表现出来的强烈家国情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深深感动并鼓舞着这个少年。
艰难跋涉将近一个多月，贺敬之终于到达位于梓潼的第一分校。
流亡的痛苦更加激发出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他们走上街头、走入农村，向民众、向被蒙蔽的底层农民宣传“坚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思想，去唤醒他们的民族主义意识。
贺敬之以笔代刀，用诗歌向侵略者发起声讨：“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做牛马，从今后三千万人民要出头！”他的习作被老师选出登在墙报上，在同学中流传。
梓潼县以“东倚梓林，西枕潼水”而得名，这个西蜀名城景色秀丽，给贺敬之带来无限创作灵感。
自从到达梓潼分校，贺敬之正式开始诗歌创作。他对文学有着一种天赋，显示出了强烈的创造力和表现力。他给自己起了“艾漠”这个笔名，诗中曾多次出现“忧郁的骆驼”、“是有耐性的沙漠上的骆驼”的字眼，他自比为沙漠中的骆驼，坚韧、忍耐，身负重担却仍然一步步坚定地走向未来。
1939年夏秋期间，成都《华西日报》发表了他的散文处女作，这一年贺敬之才15岁。8月23、24日，重庆《中央日报·平明》连载出他的散文《失地上的烽火》；与此同时，成都出版的《朔风》第1卷第3期发表了敬之的诗歌处女作《北方的子孙》。1940年1月13日，重庆《大公报·战线》发表散文《夜》。
贺敬之崭露的才华吸引了很多文学爱好者，李方立和顾牧丁就是其中的两位。李方立，原名李茂云，山东成武人，比贺敬之年长六岁；顾牧丁，原名顾祝漪，江苏涟水人，比贺敬之年长八岁。这两位老大哥和贺敬之都就读于梓潼一分校，他们一起读书、办壁报、写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久贺敬之听说作家李广田、陈翔鹤和诗人方敬在罗江县四分校任职，四分校学生功课好、学习风气自由的好名声不断传入他耳中，而且这所学校没有三青团组织。为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更深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贺敬之产生了转校去罗江的念头。
一个雨天，贺敬之打着雨伞、脚踩一双草鞋，步行一百多里地赶到四分校。见面后李广田老师望着贺敬之期待的眼睛充满歉意地说：“前来转校的同学太多，目前已没有空余床铺了。”还是晚了一步，这让贺敬之很遗憾。后来他听李老师讲了一节课后才怅然离去。
受到李广田老师主办的会刊《锻冶厂》的启发，回校后贺敬之很快找到四个和他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大家摩拳擦掌，也办起一个壁报，因为成员有五个人，就取名为《五丁》。他们办的壁报像模像样，内容丰富多彩，有诗歌、散文还有漫画，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贺敬之俨然成了伙伴们的文学领头人。紧接着，贺敬之又和一些进步学生办起了《挺进读书报》。
这些热爱文学的少年们，节衣缩食买来许多进步书籍，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贺敬之更是把能搜集到的诗歌几乎都背下来。他从《大众哲学》、《新华日报》这些进步书刊中，了解到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接触的进步书籍越多，贺敬之就越倾向革命。
当时正值国共二次合作，两党关系表面上有所缓和，但进步力量仍受到监视。贺敬之所在的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严格控制学生言行，严防异党活动，都是通过三青团来实现的。三青团注意到近日特别活跃的《挺进读书报》，他们发现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明显的进步倾向。
贺敬之所在学校的训育主任，是国民党三青团在学校的总负责人，一天他找到贺敬之，警告他说：“你还是个小孩，你什么事也不懂，你干吗跟着共产党那边闹？我告诉你，你想不想以后还活着，你还想不想吃饭？你要吃饭的话你就吃我们这边的饭，我们这是大锅饭。大锅饭就是我们这饭是多的，你跑到共产党那儿，跟着它那边吃小锅饭，你吃不了几天的。”
听他提起吃饭这茬儿，贺敬之却想这真是个讽刺：学校补助与一天三涨的物价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通常不到月底，学生们就没钱吃饭了。发育期的少年正是食欲最旺盛的阶段，他们体谅国家的困难，宁可忍着辘辘饥肠去上课、学习，也不给学校增添任何麻烦，可以说贺敬之在梓潼求学期间没吃过一顿饱饭。校方却把学生们这点救命钱也贪污掉，接连几个月都发不下补助款。
进步学生组织大家去总部请愿，揭露校方的贪腐行为，贺敬之也积极加入到请愿的队伍中。同学们打出“反对营私舞弊、反对克扣学生津贴、反对贪污公款”的口号，让校方深感恐慌。
蜀地气候潮湿阴冷，宿舍卫生条件也不好，老鼠、蟑螂经常像主人般大模大样地登堂入室。长期流亡生涯的不规律生活致使贺敬之身体很虚弱，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染上了疟疾。疟疾俗称打摆子，身体一阵发冷、一阵发热，就像钟摆那样有规律，时间一到就开始发作。发冷时，会冷得牙齿打战，浑身冻得直哆嗦；发烧时，能把人烧得昏昏沉沉，直冒热汗。
被疟疾折磨着的贺敬之颤抖地摸出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钱，让舍友帮忙买了几粒特效药奎宁，吃后却不管用。这时住在贺敬之上铺的同学突然想起，去年自己得疟疾时，是被县城的唐达生医生给治好的，他就劝贺敬之去试一试。就这样，贺敬之被同学搀扶着，来到县城的达生堂。
唐达生医生非常和蔼可亲，他看到这个穷学生被疟疾折磨得不成样子，就免费给他抓了几副药。服后果然药到病除，贺敬之彻底摆脱掉疟疾，重新生龙活虎起来。
五十四年后，贺敬之重返故地，找到唐医生的儿子，再次表达他的谢意。
贺敬之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心灵却感到痛苦压抑。三青团的手越伸越长，学生的邮件被他们严格检查，自己的读书笔记也被搜走，还发生很多起逮捕进步学生的事件。
在与三青团周旋的过程中，贺敬之他们学会了捉迷藏，把自己喜欢阅读的具有革命倾向的《新华日报》、《大众哲学》偷偷藏起来。
他们在与三青团藏猫猫的过程中智慧倍增，进步书籍的隐藏处越来越出人意料。有的同学把进步书籍藏进草窠里，有的藏在墙砖后面，有的居然藏到了郊外的墓穴里！等到三青团不注意的时候，小伙伴们再跑到一座已经倾塌荒废的文昌庙里面，大家纷纷找出藏好的书籍，兴奋地阅读起来。
贺敬之如饥似渴地读着《铁流》、《论持久战》，突然，仿佛一道闪电，他脑海中划过一个念头：“我要像克茹赫一样，我要动身去延安！”
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当天夜里，他激动地用发抖的手在日记里写下四个大字：“到‘那边’去！”当时同学们还不敢说“延安”这个名字，就用“那边”来代替。
贺敬之的烦恼，是怎样把自己“去延安”这个想法化为现实。
瞌睡就来枕头，1940年4月的一个傍晚，诗友李方立匆匆从成都赶来找到贺敬之，他神色激动，带着一丝神秘，手里使劲儿攥着一本杂志。
贺敬之疑惑地接过杂志，发现是胡风主编的《七月》。翻开杂志，他看到上面刊有鲁藜的《延河散歌》，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翻着翻着，突然贺敬之瞪大了双眼，一则鲁艺的《招生简章》映入眼帘。
鲁艺！延安！贺敬之激动得心砰砰乱跳。如果说去延安是贺敬之的渴望，投考鲁艺就是他的梦想！
就这样，他和李方立商量好一起去延安考鲁艺。李方立同时还联系了另外两名同学一起去延安，他们是吕西凡、程芸平。其中程芸平是地下党员，这次去延安的具体细节都由他安排，不过那时的贺敬之还不知道。
怀着对更健康向上、更纯洁干净世界的渴望，贺敬之人生中最珍贵的一页即将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