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丁公用地的悲剧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从而毁灭将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
设想某地有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居民点，由于道路情况不好，与外界的交通比较困难。如果修一条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那么多好处，但是修路的成本相当于“4”。要是没有人协调，张三、李四各自打是否修路的小算盘，那么两家博弈的形势如下：如果两家联合修路，每家分摊成本“2”，各得好处“3”，两家的纯“赢利”都是“1”；如果一家修另一家坐享其成，修路的一家付出“4”而得到“3”，“赢利”是“-1”，坐享其成的一家可以白白赢利“3”（假设修路的并没有路的地权，他总不能因为修了路就不让邻居走）；如果两家都不修路，结果两家的赢利都是“0”。
我们就得到这个博弈的严格优势策略均衡：两家都不动手，大家都得“0”。
一般来说，如果彼此只有一家邻居，他们多半会守望相助，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两家自然会好好商量修路的问题，一起把路修好，大家都得到好处。
相反，两家有仇也是可能的，那就麻烦了，不是什么修路不修路的问题，迟早要出事。但是，博弈论讨论所牵涉的局中人，都是经济学上所讲的“理性人”，他们只为己，但是并不刻意害人。现在城市公寓里面的不少居民在邻里关系上，有时候差不多就是这种理性人的关系。
对于他们来说，都市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即使是近邻也形同陌路。如果没有公寓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的话，新公寓家家装修一流，可是楼道就杂乱无章，常常还阴暗得很。路灯坏了，往往长久没有人修理。修路灯也和修道路一样，是一个大家都袖手旁观的博弈。
这就是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出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谁也不作为，对局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排除了合作双赢的前景。
一个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向一切牧民开放的牧场。当牧民养牛的数量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时，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草地逐渐耗尽。尽管草地的毁坏最终会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但每个人计算的仅仅是自己增加一头牛的收益会高于自己所付出的成本，因而会尽可能地增加牧牛的数量。这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在共同损害着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的最大利益。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所有牧民的牛均饿死。
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也称为“哈丁公用地悲剧”。美国学者哈丁在一篇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文章里提到，不加限制的个人选择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
对公用地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在制度上的，二是在道德约束上。
所谓制度的方法，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用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
例如，在河水污染问题，每个企业都会为了使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无限制地向公共河流中排放污水，每个个人也会因为只考虑自己的方便而向河水中乱扔污物。对此，公共管理机构或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将河水的清污费用“内化”为企业的成本，或是通过制裁措施增加个人污染河水的成本。没有这样的公共管理措施，公共河流就会像前面所说的公用牧场一样被人们共同破坏掉。
不同情况下，公用地悲剧可能成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每一个人都养了太多的牛）或一个超出负荷问题（太多人都想做畜牧者）。
经济学家最喜欢的解决方案是确立产权。这也是十五、十六世纪在英格兰真实出现的事情：公有土地被围起来，落入当地贵族或地主手里。
主人可以收取放牧费，使其租金收入最大化，而减少对土地的使用。此举改善了整体经济效率，却同时也改变了收入的分配：放牧费使主人更富有，使牧人更贫穷。
这一规定在其他场合并不适用。公海的产权很难在缺少一个国际政府的前提下确定和执行，控制携带污染物的空气从一个国家飘向另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难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捕鲸和酸雨问题都要借助更直接的控制才能处理，但建立一个必要的国际协议却很不容易。
正如哈丁提到的那样，人口是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决定要几个孩子，似乎是做父母的个人自由，但是如果人们都倾向于多生小孩，就会造成人口爆炸的危机。现在很多人认识到：生育不是一种自由，而是有限的权利。
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是从小到大一样的逻辑。其实，人们对待“家事”和“国事”的逻辑并不一样，原因很简单：“修身齐家”的好处是可见的，而“治国平天下”的好处就不那么清晰可见了。
公共品和私人品的性质很不一样。私人品是私有私用，除了像他穿得整齐你看着也舒坦那样十分间接的效应以外，别人很难沾什么光。公共品则不一样，一旦不管是谁提供出来，许多人都可以享用。比如路灯，只要有人装了，路人都将得到好处，哪怕他没有为此贡献过一分钱。
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被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那么状态可想而知。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所以，公共品问题一定要有人协调和管理。就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公共品是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和其他政府部门。
政府责无旁贷，要用好来自纳税人的钱，把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国防公安等事情做好。社区要有专人协调管理，把身边看起来很琐碎但是弄不好有损工作、和生活环境的事情做好。只有如此，才会走出“哈丁公用地”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