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1904年—2005年）
【小传】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大师，四川成都人。学生时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后在成都、上海等地参加过反封建的社会活动。1927年赴法国留学，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翻译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
1928年回国后曾任《文学季刊》编委，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烽火》杂志创始人。
建国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代表作品】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长篇小说）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长篇小说）
《憩园》（短篇小说集）
【中学语文课文收录】
《家》的序和跋
【童年】
立誓不做封建小少爷
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的家庭，同当时中国所有封建大家庭一样，李家的一切行事，都严守卑尊有别、长幼有序的祖宗遗训。
巴金5岁时，父亲就任广元县知县，全家迁去了广元。广元位于四川北部，那里群山环抱，人烟稀少，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县城，他们就住在县衙内，进门是一块空地，两旁是关犯人的监牢，中间是问案的大堂，后面是二堂，三堂，四堂，再后面有草地，桑林……白天，巴金随哥哥、姐姐一道到二堂的书房里跟着家塾先生认字、读书，放学后，便到四堂后面的草地、桑林玩耍。晚上，母亲在油灯下教大哥和他读词，这些意境深邃，富于表现力的文字，虽然还不大好懂，但他每一首都能熟记并背诵。母亲教读时，那柔和清朗的声音，令巴金和大哥心醉，这是他们兄弟俩在这荒寂的山区，所能享受到的“惟一的音乐”。
广元的生活并不平静，每当听到衙役们喝叫“大老爷升堂啰”的声音时，巴金就要溜出书房，悄悄站在一旁看父亲审案，父亲穿着奇怪的衣服，衙役们手持竹板侍立两旁，“犯人”跪在地上回答老爷的问话。忽然，老爷脸色阴沉地猛拍桌子，厉声喝道：“给我拉下去打！”两个衙役就把“犯人”按倒在地，用竹板猛抽那人。这一幕幕惨象，令巴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平时在家里很和善的父亲，审案时就变成了另一个人？为什么“犯人”不招供就要挨打受刑？又比如家里一只大花公鸡被杀，变成了饭桌上的美味佳肴，他又伤心又气愤，不吃一口鸡肉，问母亲：“为什么做了鸡，就要被人杀了做菜呢？”
巴金还喜欢同“下人”们谈天说地，成了“下人”们的亲密朋友。在狭小的马房，在寒冷的门房，常听到一些病弱的轿夫、仆人说辛酸的经历：有些人被赶出门，沦为乞丐，病死在路上……这一切，给了少年巴金以很大刺激，他暗暗决心：“我不要做一个少爷，我要做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创作准备】
“五四”运动惊醒睡梦少年
巴金10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从小沉浸在母爱中的他，受到从未有过的打击。两年半以后，父亲又去世了，这更增添了巴金的沉重和空虚。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这时更向书本寻求慰藉。《施公案》、《说岳全传》、《水浒传》等小说，一一读过，还从大哥那里看到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这部丛书是当时最完整的一套翻译小说文库，译者是林纾等人，内容包括了托尔斯泰、小仲马、狄更斯、莎士比亚、司各特、欧文、易卜生等世界许多名家的名著，这使巴金眼界大开，他整日埋头苦读，受到了多方面的陶冶，养成了善观察、好思索的习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这给了少年巴金以“惊醒”，他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报刊，后来由于祖父的去世，他得以和三哥进了一所新式学校——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而结束了十几年的家庭深院生活，涉足于社会之中。
巴金在回忆自己少年时期生活时，特别强调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廖·杭夫的《夜未央》和高德曼的文章对自己寻求真理的巨大思想影响，事实正是这样，他曾冒冒失失地给当时声名赫赫的陈独秀写过信；他又给《半月》杂志写信，要求代为介绍参加一个宣扬“适应社会”的组织，他们白天上学，晚上聚到一起，在一个商场的楼上，卸下铺板，打扫房间，回答一些读者的信件，并准备了一些报刊供人借阅。他17岁时，在《半月》杂志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他的观点是：“共产才是真平等。”
巴金早年还写过不少诗，如《被虐者的哭声》、《一生》、《寂寞》、《黑夜行舟》等，这些诗表明了他当时的思想观点，他还批评当时盛行的“礼拜六派”等文字游戏，主张文学的社会功能。
1927年，22岁的巴金踏上了去法国的自费留学之路。在异国他乡，他仍想念着祖国亲人，孤独、忧郁和苦闷仍缠绕着他。有时他走到国葬院附近那座卢梭的铜像前，瞻仰着这位法国思想先驱的英姿，回想起在成都、上海、南京参加反封建运动的情景，爱憎、希望、追求……一齐涌上心头。于是，他在练习本上开始写下成名作《灭亡》的一些章节。
【成名作的诞生】
《灭亡》引起大众的共鸣
1928年夏天，巴金收到大哥从成都寄来的信，要求他努力读书，掌握一技之长，将来“重振家业”。巴金觉得大哥不了解自己，怎样向他表明自己要走的路呢？他想起一段时间以来，断断续续写的小说，便找出旧稿，加以整理，并续写了几章，成为一部22章的完整作品，题名叫《灭亡》，寄给了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请他用自己的稿费，印刷二三百册，送给大哥、二哥和别的朋友。
他的朋友并没有照办，而是将稿件推荐给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结果代理郑振铎主编的叶圣陶，慧眼识珠，决定发表。就这样，《灭亡》在1929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开始连载，并引起了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不少人询问：“巴金是谁？”编辑部不得不公开答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一位不为人们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
《灭亡》刊出以后，叶圣陶评价道：“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同年10月，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并介绍说该小说发表后“即蜚声文坛，万人传诵，群推为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
读者对《灭亡》，也作出了热烈的反映，一位读者写道：“这部书实在有激励人心之效，至少，我平日所抱的享乐主义已被打消，我愿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去为大众工作。”另一位表示，作品“把这个残酷的现实如实地描写出来了，不仅如此，它还把重压下的痛苦者的反抗力表现了出来”。因而，他读了以后“晶晶的泪水，遮着我的眼珠，全身的筋肉都颤动起来”……
巴金的这部中篇小说，何以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呢？这是因为当时正兴起“革命文学”，然而一时又拿不出既有思想内涵，又有精湛艺术的作品，往往用溢于言表，甚至赤裸的说教。而《灭亡》不仅具有充沛炽烈的感情和叙写自如的笔力，而且能在张弛相宜、波澜起伏的情节之中，依据主人公杜大心性格自身发展的逻辑，比较细致逼真地展示他的矛盾思想和复杂心理，加上巴金那不失流畅、时急时缓的语言，使作品在同类作品中取得出众的效果，便不足为怪了。
【巅峰之作】
掷向封建旧社会的炸弹
巴金的“巅峰之作”，应当是《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它是以作者自己的家庭为素材，描写“五四”后期，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作品围绕高家长房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爱情，展开了在高公馆内，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对青年一代的迫害和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
小说最为吸引我们的是一组个性鲜明的青年形象，尤其是青年女子的美好心灵和悲惨命运，鸣凤尽管出场次数不多，但谁能不为她那文雅而又伤感的形象所打动？梅和瑞钰都深深地爱着觉新，她们内心藏着隐痛，但却真诚相待，表现了作者精巧的构思。青年孀居的梅，靠着回忆生活过日子，因而多愁善感，具有一种病态美，她无意损害瑞钰的幸福，但端钰的幸福，又使她陷入更深的痛苦。
作者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觉新、觉慧两兄弟，觉新在专制主义重压下，低下了头，觉慧却挺直了腰。觉新的“作揖主义”，不仅埋葬了自己的幸福，还无意间成了恶势力的帮凶；觉慧不害怕，不顾忌，终于冲出了“象牙的监牢”，成了高家的第一个掘墓人。
《家》体现了作者擅长抒情，把自己的激情融于客观的描写之中，因而毫无雕琢感，以梦幻的形式表达人物隐秘的心理世界。
同时，作品的结构也颇具特色，它以三兄弟各自命运形成的三条线，有机地交织成网状结构，网上的结，则由学潮、过年、鸣凤之死、梅芬回城、瑞钰去世、觉慧出走等大小故事组成，中间又有细节穿插，伏笔照应，整个浑然一体。
巴金为什么写这部小说？他曾这样解释：“倘不是为了向不合理制度进攻，我绝不会写小说，倘我没有在封建大家庭里生活过19年，不曾经受过旧社会的种种痛苦，目睹许多惨剧……那我绝不会写《家》、《春》、《秋》那样的书。”这就是说，一部好作品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基础和浑厚的生活体验，否则很难产生出好作品。
《家》问世之后，最早评论的人就指出：“巴金激动了万千读者的心。”一本研究巴金的书，对这种现象作了如下的描述：
“要是你生活在学生当中，你便可看到巴金的作品是怎样的被喜爱，尽管大热天，尽管是警报，绿阴下，岩洞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狼吞虎咽’。上课时，老师讲得满头大汗，台下却在看《家》、《春》、《秋》……”
许多知识青年，就是从《家》中受到启示和鼓舞，毅然摆脱家庭束缚，冲破封建礼教的羁绊，走向社会，开始寻求新的生活。
【趣闻轶事】
笔名
在《灭亡》写成之前，巴金发表诗作、译文、杂文大都署自己的字“芾甘”，和与此谐音的“佩竿”，英文缩写“P.K”以及“芾”、“甘”等，这一次《灭亡》的题名旁，写上“巴金”，是因为第一次写小说，他不愿别人知道作者是自己。
那么“巴金”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巴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却听说这个人在里昂投水自杀了。巴金为了纪念他，就用了“巴”字；“金”字是一个安徽朋友给他起的，因为当时他桌上放着一本克鲁泡特金的书，那个朋友就开玩笑似的说出了“金”字，于是“巴金”就一直沿用下来。
除了“巴金”这个笔名，他还用过“黑浪”、“极乐”、“壬平”、“李冷”等十几个笔名。
淡泊名利
巴金说：“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
巴金是当代中国少数几个不拿国家工资，光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作家之一，但他在解放初期，响应号召购买公债，额度在上海作家中最高；朋友、亲属有困难，他都寄钱去给以资助；他还多次要求降低自己的稿酬，甚至让出版社把稿酬寄给他采访过的受伤工人邱才康。
有一家出版社，曾打算出版巴金的日记单行本，巴金知道后，没有同意，他曾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里说：“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为了创办中国文学馆，他主动献出15万元稿费作为建馆基金，并决定1981年以后，所有的出书稿费，全部捐给现代文学馆。
在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上，更可见这位世纪老人鄙视名利的心态。他的一位台湾朋友，打算设法在国际上扩大巴金的影响，以争取诺贝尔奖的提名。巴金说：“我的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从来不想骗外国人的钱。”在写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一再表示：“对于诺贝尔奖我并无兴趣，我早说过我不是文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