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讽刺小说家
（1701年—1754年）
【小传】
我国清朝文学家，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安徽全椒县人，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家境富有，性格豪放，乐善好施。其父去世后，家道衰落。他不愿考科举，当时曾有人荐他应试“博学鸿词”，他装病不去，后因穷困，搬家到江苏扬州，1754年在扬州去世。《儒林外史》是他的主要著作，此外，还有《文木山房集》、《说诗》等。
【代表作品】
《儒林外史》（长篇讽刺小说）
【中学语文课文收录】
《范进中举》
【童年】
书香之家的后代
吴敬梓出生在安徽全椒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他的曾祖、祖父都中过举，做过官。只是到他父亲时，未能进入仕途，只中了一个秀才。他为人耿直，对升官发财似乎并不热心，守着一份家业，过着平静的日子。吴敬梓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由于他的伯父三十多岁无子，按照封建制度，由祖父决定把他过继给伯父为嗣子。伯父待他很好，并且成了“宗子”，可以多得一份家产，这样引起了族人的嫉妒，加上母亲早逝，在吴敬梓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他终日坐在寂静得像僧房似的书斋里，阅读他父亲留下的图书。这虽然对一个儿童的成长有着不良的影响，但对于他的文学修养，却是大有裨益的。
吴敬梓十几岁时，随继父到江苏赣榆县居住，这对他来说，生活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大家庭，从内地来到碧波万顷的滨海县城，他的心情好多了。这里有夹谷山，山上有圣殿、圣亭、夹谷书院，少年吴敬梓经常来这里玩耍。
【创作准备】
坚持终生不应考
吴敬梓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具备多方面的知识。他参加过考试，中了一名秀才，那大概是19～20岁的时候，后来就脱离了这种生活，不再应试。同时他也不重视祖上留给他的遗产，花费得很快，所以到了中年以后，他的生活就逐步穷困起来。不得已，33岁那一年，他从全椒搬到南京去住。有人推荐他应考“博学鸿词”，他拒绝了。他的不应考、不做官的主张一直坚持终生。
他在南京的生活，主要靠卖文维持。有一段时期，家里甚至到了断炊的程度，不得不接受一些和他志趣比较投合的朋友的接济，这些朋友大都散居四方，他就经常跑到各处去和他们见面，以获得友情的安慰，有时甚至是为了短期寄食而去。
在他的生活逐渐起了变化时，他对人生的体验，对社会各种生活的了解和体会，也逐步丰富起来。他是一个爱憎分明、情感热烈的人，所以当时他有一种冲动，就是急于将他的爱和恨表现出来，而他所积累的素材，又足以供他创作时，他便开始了《儒林外史》的写作。这时他大概是三十六七岁左右。
【成名作的诞生】
勾勒儒林和官场中形形色色的人
一天，吴敬梓坐在书房里，闲来无事，几十年的生活往事一一显现在脑海里，于是他萌生出写小说的念头。写什么呢？他想到写官僚家庭的兴衰，写个人经历，但这些似乎又不合自己的口味。他觉得应该以一个独特的视角——这就是以“读书人”的角度来写，这对他来说既熟悉又有意义。
但为了不得罪当朝人，他把作品的时间推向前一个朝代，同时为了把写作意图暗示出来，他在第一回就借元朝画家、诗人王冕的事迹来开头。
王冕7岁死了父亲，家里穷，帮邻居放牛，他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后来又自学画画，名声传开了，他用卖画的钱，买好东西孝敬母亲，自己也不愁衣食了。
这时知县请王冕去，他不愿意，到外躲避。明太祖起兵，曾向王冕请教如何折服人心，王冕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明太祖要请他做官，他却隐居山中，执意不肯。
吴敬梓写完这一回，觉得自己的意思已经表达明白了，那就是读书人不要图升官发财。他很满意。
接着吴敬梓写第二回、第三回，这两回中的主要人物周进、范进，苦读到老也不中举，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都中了举人或进士，但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由于吴敬梓对这类读书人很熟悉，所以近万字很快写出来了。
吴敬梓写作进度比较快，顺手时常常通宵不睡。一天，疲倦至极的吴敬梓趴在桌上睡着了。妻子给他端来早饭，见他正写严监生的故事，原来这是他们的儿子吴从外地回来讲述的。扬州有一个商人，他腰缠万贯，可这人吝啬得出了名，他破衣烂衫，住的地方像狗窝，家里什么都没有，临死的时候，已不能说话了，到了夜里，却忽然伸出两个指头，又挤眉，又动嘴唇，别人莫名其妙，儿子问他：“你是怕我们兄弟俩小，不能养活自己？”商人摇了摇头。儿子又问：“你是怕两个叔叔欺侮我们吗？”他又摇了摇头。人们都猜不透他是什么意思。不一会儿，他妻子从外面回来了，在屋里看了看说：“你是要挑去油灯碗里两根灯草中的一根，是吧？”这个商人把手缩回去，点了点头，就闭上眼咽气了。
在吴敬梓家的旁边，新搬来一个邻居，是个种菜的把势，吴敬梓问他为什么搬到这里，他给吴敬梓讲了一个刘贡生的故事。这刘贡生是个出了名的恶人，和老汉是邻居，他考了好多次秀才，都没考上，就想出用钱买一个贡生的资格，但他又没钱，就拉人出贺礼，连地保、屠户都派了一份钱，这老汉只好也出了一份，没想到这恶人买到贡生以后，不但不谢大家，反而更可恶了。有一回刘贡生借给邻居二十两银子，讲定每月三分利，借约写好后，邻居没来取银子，过了半年，刘贡生就跟人家要20两银子的半年利钱，说：“因为你不来取银子，我的钱不敢往外借，误了大半年的利钱，不给利息不行！”可见这人有多可恶。
刘贡生家养了一头小猪，有一天跑到老汉家，老汉赶紧给他送回去，他说猪跑到别人家再找回来，不吉利，硬要八钱银子把小猪卖给老汉，其实根本不值这么些钱。老汉辛辛苦苦把猪养大了，不想猪错走到刘家，刘家便把猪关了不还，说猪本是他的，要猪，按现在一百多斤的价钱来买。老汉哪里有钱？于是同刘家吵起来，刘贡生的几个儿子把老汉打得半死，就这样，老汉再不愿和这个恶棍住在一起了，所以就搬到了这里。
吴敬梓听了以后，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一定要叫这种恶人臭名远扬。于是，他把老汉讲的这些小故事串联起来，写在小说里，只是把刘贡生改名为严贡生。
吴敬梓的后半生，除了生活上的穷困，精神上也受到一连串打击，他是在一种极复杂的心情下完成《儒林外史》的写作的——首先是他的姐姐去世，接着他的二儿子又死了，他妻子一病不起，还要他照顾，他咬紧牙关，极力不让生活的不幸干扰自己的写作。
他集中笔力，勾勒儒林和官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因为这两种人分不开，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为了以后做官，做了官又反过来欺压人民，所以吴敬梓极力对他们加以鞭挞，而对于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则极力赞扬。
他还写了一些伪道学和假名士，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权勿用，他是以一个叫是镜的人为原型创作的：这位是镜先生，多次科举考试失败，便不再考，而在家里行孝讲学，以道学家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上，许多人以为他是个贤人，受他的骗，其中既有高官，也有学者，但后来有人告发了他，说他干了许多违法的事。
到吴敬梓快结束《儒林外史》的写作时，他已经到晚年了，他面对穷困的生活和黑暗如故的社会，很是悲观。他指出：虞博士那一辈人有老了的，有死了的，有四散的；花坛酒庄，再没有那些有才气的人了，道德文章也没有人讲究了，社会上的风气就是看你有权没权、有势没势，只图自己享福、不顾别人死活，你的文章好到天上去了，也无人问津……他想在有生之年，已盼不到清正廉洁，所以就在书尾前，写了几个下等人中的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