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从而可能出现导致共同受益或者共同受害的策略组合。在实践当中，博弈可能包含一些相继行动过程，也可能包含一些同步行动过程，因此须将技巧综合起来，灵活运用，思考和决定自己最佳行动应该是什么。
公平来自博弈
博弈不一定是坏事，也未必不能取得好的结果。我们今天享受的丰富的物质生活，都是来源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同样也是博弈的结果。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发表的经典之作《原富》，其中关于自私行为与市场运作的两段，是经济学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
“很多时候，一个人会需要兄弟朋友的帮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们的仁慈之心，他将会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对方的利己之心，从而证明帮助他人是对自己有益的事，那么这个人的成功机会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议，都是这样想：给我所需要的，我就会给你所需要的——这是每一个交易建议的含义；而我们从这种互利的办法中，所获的会比我们所需的更多。我们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供应，并非行善，而是为了他们的自利。”
“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有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尽管美国的民主政治并非像某些人鼓吹的那样完美，但立国200多年的实践，还是可以说明这个体制有很多可取之处。美国的民主制度最为关键的基础是1787年的制宪会议。参与该会议的55位代表都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但是他们并不是圣人，这是一个集体博弈的例子。一方面，他们富有远见，希望创造新的政府形态以避免两件事的发生，一是独裁，他们早就受够了英国王室的专制；二是混乱，大伙儿一致认为这比独裁还要糟。他们建立复杂的制衡制，目的就是试图在两个极端中寻找平衡点，消弭大小州之间的差异。但是同时每个人又代表着各自的集团利益，在政治、经济利益分配方面各有立场，争吵不休。最终形成的美国宪法可说是“远见”和“妥协”的综合成果。事实上，很难说究竟是前者的远见卓识，还是后者的争权夺利对美国的政治体制贡献更大。
游戏需有规则
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生活这个博弈游戏自然也是如此，这就是法律、道德和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和惯例等等。当然，这些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情况的改变和人们的要求不断修修补补，但是只要规则存在，你就必须服从它，否则就要大吃苦头。
其实，也可以说，那些企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人具有某种“创新”精神——他们试图在社会通行的规则之外另搞一套。社会的游戏规则固然是稳定的、安全的，可是来得太慢了。如果我能一下子弄到一大笔钱，为什么还要一分一分地挣？应该说，这种不劳而获的心理是普遍的，可是为什么它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呢？
银行大盗总有某些传奇色彩，可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抢劫银行可能是最不划算的人类行为之一。其成功率之低、风险之大（包括漫长的法律追溯期）、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之多，简直令人怀疑还要做这事的人是否具备正常的理智。
据一项统计：每1000起这类案件中，真正得手的只有110，而且抢到的钱也少得可怜：平均不到2000元。按照一位长期研究银行抢劫案的犯罪学专家的想法，银行大盗们不该被送进监狱，而是该被送进疯人院。
好规则与坏规则
规则定得过死，游戏不好玩；可是如果规则宽松得形同虚设，游戏又玩不下去。制定规则的分寸，着实不好把握。好的规则是既能保证不出乱子，又能最大程度地给游戏者选择的空间。就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围棋，最简单的规则却创造了最复杂的艺术，即使在这个电脑时代，技术专家还是无法制造一台“围棋深蓝”打败人类，给我们的智慧保留了一些面子，为此不能不感谢这个“完美的制度”。
在人类社会中影响最深远的问题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也就是找到一种稳定且公正的方法来管理并分配各社会团体的所有成员，其利益、责任、义务、权利的方法。这些都是在政府出现之前就需要处理的。
古老的政府形态都要确立一个领导人，他拥有绝对的权威，借用武力、共识、年龄、家世，或是宣称拥有神权以主导重大决策。在危急的情况下，一个受认可的领导者不论多么无能，都比完全没有领导人要来得好，所有的军队都明白这个道理。绝对权威也许并不公正，却可以发挥效用，特别当危机来临时更是如此。
权威体制的另一种形态就是交由法律管理，在这样的制度下会产生一套严格而概括性的规范，这套规范可能自古老传统衍生而来，像各种宗教经典及汉谟拉比法典都是很好的例子，十诫则可算是一种精简版。
至于其他规范来自于普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决策都只能达到最低标准，对置身其中的人可不一定是件好事。
此外，还有一些规范是来自多数人的约束。这方式可能产生所谓的多数暴力，使得少数人的权益被牺牲掉。这个问题会因时间而变得微不足道，但在民主制度中是无法避免的。邱吉尔曾经表示，民主是无法避免的恶，这句话正说明了上述的两难。
博弈论不是“策略大全”
一本关于决策的书首先必须说服读者，理性地作决策是办得到的，而且也确实能改善决策品质。其次要告诉读者如何理性地作决策。我们常强调自己作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可是事实未必如此。如果再继续逼问下去，就只好承认，偶尔还是得碰碰运气，其实有时候并没有太多选择，因为命运这类因果的因素时常会影响决定，所以也只好见招拆招。不过，当情况危急，或者直线式思考也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选择的决策还是很重要的，也会带来好结果。
当然，游戏不能直接拿来作为生活教材，只能片面反映现实状况。歌德有一句名言，大意是抽象的理论是苍白的，而生命之树常绿。同样，抽象的人生模型也许可以反映理性的决策，但是未必能完全照搬于现实。
就个体而言，由于决策人可自行决定并承担后果，因此，理论上应该有所谓的“最佳决策模式”，但仍无法保证每次都能作出最好的选择。在人生的奋斗过程中，人们经常因一时冲动而作出决定，结果有好有坏，但事后却很少记得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至于那些相当重要的决策，我们要么庆幸自己做对了，要么就幻想着不然的话会如何如何。
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些轻率、大胆、可爱的人会尝试各种不同的事物，成为畅销小说与电视剧中的英雄人物。而这些鲁莽的英雄在作者的保护下，不必为其胆大妄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所谓鲁莽也就是做事不经大脑）。他们可以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却毫发无伤，现实生活并非如此；另一种人则因优柔寡断、垂头丧气、害怕犯错，一辈子也成就不了任何值得留念的事迹。“好花堪摘须及时”，就是告诉我们，要把握机会。还有些人只作极端保守的决策，竭尽所能避免错误，他们也一样无法完成任何值得回忆的事，而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更存在着许多空间。
本书的部分章节会以有趣的谜题作为开端，由简单到复杂，由理论到现实，并通过在不同情形下的决策和竞赛等实例，来了解已知事实的个人决策；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组织、国家博弈的案例，来解释多人、多重标准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人类理性决策的原则，也可以发现人类理性中的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某些让人头痛的“困境”。从个人到群体，乃至国家和人类社会，都不得不面临这些困境，而我们能否解决它们，还有待时间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书本都无法向读者提供一本类似“策略大全”这样的东西。本书只能帮助读者建立博弈策略思维的意识，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假如你想将它们运用于你自己面临的某一个具体情况，并且作出正确的决策和选择，那么你还得再做一些体现你自己创造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