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台当节目主持人的李丹很少回家，她自己在汉口租有住房。现在的独生子女喜欢过一种独立性很强的生活，她似乎与别的女孩更有不同，她尤其喜欢独来独往。她说过：我不喜欢母亲那代人的知青情怀。她还说，我生来就是要享受生活的。你用你的强壮吸引了我，我觉得仅此一条理由就足够了，难道你不想和我发生一点什么吗？你不能浪费了你自己，你要善待上帝的赐予。这是李丹的人生观，应该无可非议，她应该有她自己的喜好。每代人有各自的喜好，而且天然地存在着共性。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可以对上辈人的事情没有兴趣，因为她们有太多的新鲜事物需要面对，比如时下流行着一夜情，谁也不要阻拦也难以阻拦的。也许我不该劝她，我说：“你妈妈要你去看演出，是想让你感受一下她们那一代人年轻时候的生活遭遇。”李丹用那双突然显得天真的大眼看着我问：“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难以说服她，何况也用不着说服她，就扭头看大街上如蚁的人流，说：“你现在的年龄就是你妈妈的当初，她希望你看一看，你不去我想她也不会责备你。”李丹并不把观看一场演出看得有多么重要，问我：“除非你和我一起去，除非你让我坐在你的摩托车后面让我抱着你，除非在剧场你让我挨着你，否则我不去。”我说假如晚上没事可以考虑，李丹胜利地一笑。
很多人，村北聚集了很多人。还有很多的红旗，很多的红标语。我们所有的人都望着喜文校长。喜文校长的胸前戴着一朵鲜艳的大红花，他站在村北的高坡上满脸生动，那应该是他一生当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我和小伙伴们在人群中一边穿梭一边叫嚷校长上大学了！校长上大学了！我的母亲突然把我拉到她的怀里，然后把我举在肩上，母亲是要让我更高地看见喜文校长。我看见了，很清楚地看见他的微笑像他胸前的大朵红花那样灿烂。我在母亲的肩头四处张望着，我以为在村北的坡上在校长的旁边应该看得到王育老师。村里男女老少都来了，所有的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也都来了，唯独望不见王育老师。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热烈欢送马喜文成为光明大队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我的母亲不停地大声对我说，你长大了要跟喜文哥一样。王育老师那天没去送喜文，她一个人在我们的队屋里痛哭。
我从母亲的肩头滑落。我挤出热闹的人群。莫名其妙地，我直奔我们生产队的队屋。一双不到7岁的男孩的脚步，很轻很弱。王育老师一丝不挂。那年她应该18岁。队屋的大门虚掩着，队屋的房门没抵紧，没被阻挡我就闯进了。见我进来，王老师惊叫一声后双手护身，很快转过身去。我面红耳赤，傻了一样不知所措地呆立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赤裸，由此我一生都喜欢看女人的背影，看女人丰满的臀部和杨柳一样的腰肢。王育老师扭头吼道：“出去！出去呀！”我清醒了吗？我连忙退出去，我魂不守舍面红耳赤。我被遥远的敲锣打鼓声提醒了，有点突然口吃地说：“王……老师，校……长走……了，校长……上大学了。”房里她说：“我知道。谁让你来的？你怎么不先咳嗽一声？”
王育老师在喜文校长离开豁湖以后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跟往常一样当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读书写字做作业，教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她没有因为我撞见过她的身体而责怪我，但那是我一生不可能忘记的身体。
王育把喜文的母亲叫婶娘。在喜文走后不久的有个晚上，婶娘怀揣着两个鸡蛋，到我们生产队的队屋去看正在生病的王育。一年多来，王育老师一直住在这个堆放农药化肥泡谷种的队屋，阴暗、潮湿，夏天闷热、冬天寒冷。和王育同时下放的另外几个武汉知青都是较早就住进农民家里了，由于王育是臭老九的子女，豁湖不敢有人要她住进农家。婶娘走进队屋时，被刺鼻的农药味呛得后退了几步。婶娘举起马灯，看见生病的王育病恹恹地缩成一团，放了马灯扑过去伸手摸一下王育的额头，惊叫：“我的天啦，烧得像炉火！可怜的育啊，你怎么不去看病？怎么不跟婶娘说一声？怎么不到婶娘家去找婶娘呢？”婶娘看着王育，眼泪像断了线似的流淌，滴落在王育的脸上、心尖上。婶娘起身，用脸盆打来一盆凉水，拧了冷毛巾，走到床边坐下，把王育轻轻地抱在怀里，给她敷着滚烫的额头。婶娘问：“育啊，病几天了？”王育已经高烧得浑身发烫，神志不清，声音虚弱得缥缈：“三天，婶娘。”婶娘又问身上冷不冷？王育说浑身冷。婶娘说你是打脾寒呢，要找赤脚医生打奎宁。婶娘又给王育拧了一条冷毛巾，说：“育啊，你搬到我家里去住吧，婶娘照护你。”王育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摇了摇头，说：“那不行，婶娘。”婶娘说：“育啊，你要晓得婶娘是真心的。”王育再也控制不住泪水了，哭着说：“婶娘，我出身不好，谁都不敢要我住家里的。”婶娘说：“我不管你那些，我只晓得你病了，你没有人管，婶娘不能看着你病死。”婶娘一边说着，一边起身把王育的行李包抓在手上，说：“你现在就跟婶娘走。”王育勉强撑坐起来，语气坚决地说：“婶娘，我不去！我不连累您，不连累喜文，不连累任何人！”婶娘说：“育啊，你是没逢着婶娘的，婶娘怕什么连累啊？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没有人管你，婶娘我不管谁管？你今天去不去？你要不去，婶娘喝一瓶敌敌畏死给你看，你快点下床来跟婶娘走。”王育哭着说：“婶娘，我走不动了呢。”王育以为能用这个理由谢绝婶娘的好意，因为婶娘个子不高人又单薄。可她没想到婶娘会把行李包往脖子上一挂，勾身背对着她说：“来，婶娘背着你走。”王育感到震惊：“我的好婶娘，您背不动我的！”可是婶娘已经摆好了背她的架势，说：“上来吧，听婶娘的话！”王育的眼泪再次汹涌地流淌下来，泣不成声。
一个身单体薄的农妇在1970年的夏夜背负着一个重病的知青，艰难地行走在坎坷不平的乡村小路上，马灯微弱的光芒照亮的是与日月同时滋生的母女之情。无数的萤火虫围绕着她们闪闪烁烁上下翻飞，像铺天盖地的音符编织着动人心弦而又令人难忘的旋律。
我知道喜文的母亲是一个最爱干净的女人，她一定把王育老师住的房间收拾得整洁舒适。好几天我看见大队的赤脚医生每个下午都进婶娘家为王老师打针，还看见婶娘想着办法给王育老师弄好吃的。我母亲知道王育老师生病后，赶紧到豁湖采了新长的嫩藕，叫我送到婶娘家给生病的王老师吃。可以说包括婶娘在内，以我的故乡无比淳朴丰厚的情感，谁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得到王育的报答，对于王育老师来说，她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处境中，乡亲们给她的点点滴滴都让她刻骨铭心。
大队民兵连长得知王育擅自离开队屋搬进马喜文家里后，他带着几个民兵凶神恶煞地站在喜文家门前，他粗大着嗓门说：“王育！你想翻天？我们不许你住贫下中农家里，赶快搬回队屋去！”很多人都围在喜文家门口看，我看见王老师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收拾着衣物准备搬走。这时婶娘回来了，婶娘听明白怎么回事后，把王育推进屋里，然后走到门口当着众人的面，对民兵连长说：“王育是我家的儿媳妇，她不住我家住哪里？”婶娘走近民兵连长，摇着头说：“你们还不晓得吧，她害病差点死了！我的喜文是公社送去上大学的，他要是晓得王育这个样子，你们就得小心！”民兵连长不怕，瞪着凶狠的眼睛，威胁婶娘说：“我们开你的斗争会！”我看见婶娘抬起头说：“开吧，你开，我不怕你斗。”谁都没料到喜文的父亲这时会站了出来，他是一个言语不多但脾气暴躁的男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与邻村为豁湖地盘的争夺战中冲锋陷阵，至今面有伤疤，民兵连长可以不怕任何人但不敢不怕他。喜文的父亲握着一把五股鱼叉慢慢走到家门口走到婶娘的身边，咬着牙骨说：“你们都给我走开！王育是我们家的人，谁都不用管，谁都管不着的，走开！！”民兵连长虽然带有枪，似乎还想说几句什么，可他看到喜文父亲脸上的伤疤动了动，在阳光下一闪一闪，透出往日的寒冷，于是不得不挥了挥手，招呼民兵们走了。我好高兴，因为从此以后可以经常看见王老师了。
王育老师在婶娘家度过的是一段平凡如农家生活的日子。那段日子里她写过很多的日记，并且在所有的日记里她都在想象迟早有一天会和喜文一起生活。她曾经给在华中师范上大学的喜文写过几封长信，但不知怎么没有收到过喜文哪怕一个字的回信。她写信给远在潜江农场劳改的父母，要求他们把每个月寄给自己的5元钱生活费，改寄给喜文。她在信上说：“大叔和婶娘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这里生活比较困难，请你们把钱一定坚持寄给喜文。”每天清早，王育总是最先起床，要到白雾笼罩的小河来回好几趟才能把家里的水缸挑满，再清理猪栏鸡栏，把屋场扫得干干净净了，太阳才把晨光普照到大平原。她总是拿着课本在前面走，我们挎着书包紧紧地跟随着她。孩子们爱听她的歌声和笑声，爱看她的一双长辫在我们天真烂漫的童年里流畅地晃动。我深信自己的一生被她的美丽与欢乐感染，总觉得自己是跟在她的身后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