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有人把我唤醒，我不想如此深陷梦境而难以自拔。好像是在一条漆黑的乡村土路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大声叫喊着有人吗有人吗。其实我清楚这样的叫喊是毫无用处的。我遭遇了一场车祸，是的，车祸。年轻的李丹在我的身后，她紧紧地搂着我，然后我的摩托车撞向了前面突然刹车的黑色奥迪。我和那些遭遇车祸的人一样立即不省人事，不知道是怎么躺进协和医院里的。阳光狞笑的声音很近，就在耳边。尽管我牢记着本命年里要穿红颜色的衣服，但没用，一切应该发生的迟早会发生。
风是从北方吹来的吗？我在6岁那年一个冬天的傍晚冻得嘴唇发乌。我们豁湖的汉北大堤正在平地而起，数十万民工没日没夜地挖河筑堤。一个有着一双长辫子的女人带着我们7个大小不齐的孩子，带着我们这个小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天黑后的宣传演出紧张搭台。1969年冬天的北风是我一生当中最寒冷的记忆。
夜壶油灯在台前，火把在台侧，夜空挂着一弯残月。几片破芦席是临时幕景，也是对寒冷北风的遮挡。芦席上用墨笔简单勾画出三座大山起伏的线条，所谓幕景的右上方画着一轮淡得难以看清的红日。在那样的寒夜，在油灯和火把忽明忽暗的映照下，深山与红日其实若有若无。有着一双长辫的王育老师，在数万双民工的眼睛里不停地旋转、跳跃、双拳高举，在校长马喜文如泣如诉的笛声《北风吹》中渐渐长辫散开、黑发如云、长发雪白。她旋转着进深山、抗风沙，她跳跃着打野兽、顶风冒雪，她双拳高举着要报仇、要雪恨，她向着右上方不停地伸引双手、哭泣着盼东方出红日。渐渐地，我像往常那样因为害怕喜儿变成白毛女的鬼样子哭了。人们都说，是万恶的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那年的我可以不知道什么是旧社会，但我知道鬼更可怕。
那些日子里，汉北工地日夜都是红旗如海标语成林。演出结束后，宣传队的孩子们害怕听到寒夜的北风搅得旗声猎猎，一个个慌忙躲缩在板车里。王老师和马校长拉着板车引领我们回豁湖老村。自那以后，一个18岁女子在寒夜的舞蹈成为我长达30年的梦。梦中的她在旋转，跳跃，双拳高举，她满怀苦难，满腔怒火。
也许我不应该去观看那场演出的。命运把我和李丹安排在一个栏目组实在是一场用心险恶的阴谋。我憎恨这个阴谋。冥冥之中我能看见安排这种灾难的那张魔鬼般的嘴脸，像幼年经常害怕的门神模样。18岁的李丹眼睛奇大，如同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它们是柔情也是陷阱，是晴日也是深夜，是希望也是绝望。李丹对我说她被迫去观看那场演出，她还到我的家里诚恳地对我妻子说：“大姐，我想和他一起去。”妻子劝我说：“你就陪李丹一起去吧。”我们是凡人，没有对灾难的预感能力。一出门我发动了摩托，李丹在我身后紧抱着我，我们出发了。李丹兴奋的叫喊像在经受一次异常激烈的淫乱。她大声叫喊着你好强壮啊好厚实啊。可偶然的灾难总是那么不需要任何理由地在前方等候着我们。
竹笛声声，竹笛啊竹笛。公社供销合作社的竹笛9分钱一枝，我连着捡了几天破烂，到公社收购站卖了，刚好够买一枝竹笛。回家的路上，北风从我的身后吹来，我吹着笛子，寻找笛子6个孔发出的声音。我很奇怪，我似乎不怎么费力很快就吹会了《北风吹》，也许我买竹笛正是为了吹奏这支使我心神不宁的曲子。我之所以能像马校长一样吹得如泣如诉，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象着王育老师也可以在我的笛声里跳舞。满怀着近乎狂喜的心情回到家，实指望父亲会夸奖的，没想到父亲盯着我手上的竹笛大声问：“你拿的什么？说呀，你想干什么！”我害怕父亲的怒吼，本能地后退着，握笛的手躲缩到身后。父亲冲我扑过来，夺过竹笛摔到地上，他把竹笛踩得粉碎。父亲不说任何理由，我不敢哭，若是哭就会挨揍。许多年后我对年迈的父亲提到此事，父亲摇摇头说：“我不记得有这事。”可王育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呢？有天放学的时候她抚摸着我的头说：“用心读书，等你长大了，什么乐器都有玩的。”
我们光明小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每天都有演出的任务。不是在工地，就是在田间地头，多数时候是在社员大会上。我们演《四个老头学毛选》、《一颗红心永向党》等等等等，王育老师说，是我们宣传了毛泽东思想，给革命群众带来了教育和欢乐。那个夜晚，我刚表演完《四个老头学毛选》回到后台，听到光明大队的民兵连长在教训王育老师。民兵连长说：“今晚是传达中共中央重要文件，你大哥王强跑来干什么？你去叫他离开大会现场，小心我把王强抓起来枪毙！”王育老师问：“为什么？”民兵连长说：“这还要我说吗？你姓王的父母是臭老九，臭老九的子女不能跟贫下中农一样的，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不许你们地富反坏右听，快叫王强滚开！”王育老师满脸淌着泪，我想她一定问了好多个为什么。
我查过资料，多年后在我考上大学来到这个城市有时候想起王育老师我就翻书查资料，好像她活在那些描述知青生活的书里边，我常常希望从一些描写知青的书籍里看见她的身影，这难以遏制的寻找让我神经衰弱。从1968年12月起，有近2万名武汉市中学毕业生下放到我们那一带插队落户，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是城市人口太多而养不活他们了。中国知青是中国政治的特殊部落。我的王育老师之所以到豁湖以后被安排教书，是因为从1969年春天开始农村普遍实行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村村办小学，又因为光明小学校长马喜文向大队建议武汉知青王育当老师，王育也就告别了一年多的农活劳作，来到我们的生命线上，成为我一回头就能瞥见的风景。
那时候我家跟喜文校长家是隔壁，在村东南角。喜文校长是回乡知识青年，他会写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他把村里所有的屋墙上写满了红红的大字。我家的东墙上写着广阔天地，喜文家的西墙上写着大有作为，队屋的大墙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书记家的墙上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还有很多，都是他写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即便农村的土墙上也全都是提醒人们灵魂的语录，这些语录至少使得我们纯洁的心灵对汉字充满了只能仰视的敬畏。我们去凤凰山演出的前一天下午，喜文校长站在他家门口叫我：“你快去湖里叫你们王老师准备一下，明早鸡叫头遍出发，你们宣传队去凤凰山搞宣传。”我听了校长的话，拔腿就向豁湖方向跑。
春天的大平原遍地新绿，万物都在发芽破土。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在春天长满新叶，从泥土深处笋心剥发的新芦苇成千上万，像草原一样铺天盖地无限壮阔。旧年的野蒿草有纯白的有纯黄的，一片一片与新春的绿茵相映。温暖的春风蹚过我们的芦苇荡时，草原一样的万千新绿齐声发出雷鸣般的欢呼。我随便一伸手就能摘出一枝小小的芦苇芯，含在嘴里轻轻一吹，春天的声音也就非常具体地充盈了我的童年。突然，我听到前边不远处的野蒿草丛飘来口琴声，接着是女声满怀思念的合唱：“武汉啊我们的家乡，我们日夜把你思量，那里有我们的童年梦想，还有我们儿时的伙伴和学堂。如今我们都下放，只能把您放进胸膛。”
我听到王育老师的声音说：“我们唱苏联歌曲吧。”哦，苏联，这真是一个让我费解的概念，它几乎渗透在那个特殊的五十年代的全部生命里，成为标志，成为记忆，成为许多人随时都会热泪盈眶的梦。我听到口琴伴奏，她们唱了很多我从未听过的歌，那么好听，那么美丽，以至从那以后的30年我在任何时候一听到苏联歌曲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天在豁湖的经历。当然那里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是我的家乡豁湖的傍晚：夕阳的光辉映红了天地万物，天空人字形的大雁一队接着一队向北飞去，湖上金波滚滚，鱼儿跳出水面时溅起金光闪闪，在各种野鸟的低徊声中阵阵晚风迎面拂来，巨大的夕阳以燃烧的姿态照耀着我家乡的豁湖。不久后村里就有老人说，那是要出凶事的前兆。我小心地蹚过蒿草地对王育老师说：“王老师，校长叫我们宣传队，明早鸡叫头遍出发，去凤凰山搞宣传。”一个姓李的武汉知青用胳膊碰了一下王育老师，说：“王育，你是真正插队落户了，感觉怎么样？”王育老师没理会她，走近几步对我说：“好，我知道了，你赶紧回去通知其他同学，啊？”我点了头就返身回家，刚走进蒿草地，听到她们继续说些我听不明白的话，好像是在说王老师和马校长的什么，我那时候听不懂。
真的是鸡叫头遍，我母亲就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们一个个半睡半醒地来到村口集合，王育老师扛着旗帜走前面，我们哈欠连天地跟后。谁都没想到凤凰山等着我们的会是什么。等候在豁湖最南岸的渔船把我们一直荡送到南湖嘴，荡船的老头那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小孩子落得一个较长时间的补睡。下船的时候，王育老师要一个一个轻轻地叫：“快醒啊？孩子们，下船赶路了，听话啊？”宣传队里我最小，王老师实在叫不醒我就把我背在她的身上。我比任何孩子幸福，因为我在王育老师的背上可以闻着她头发里的香味继续睡觉。我们这支来自光明小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王育老师的背负、手牵、呼喊下，摸黑走了7里长路。黎明时分，宣传队胜利地到达了凤凰山煤矿。
那可能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大片大片的死亡。在几乎悄无声息的紧张抢救现场，在晨曦中，我吃惊地看到数不清的尸体横陈在煤矿的草丛里，很多人正在像影子一样来来回回搬运着死尸。王育老师突然对我们说：“全都转过身去！”又大声命令一句：“面向太阳！”我们不会不听王育老师的话，都转过身去，抬头面向新升的太阳。但我的腿在发抖，我旁边有个女生害怕得哭了，还有个男生尿了裤子。我们听到王育老师飞快地冲进了救人现场，她问清了情况后，走到我们面前大声命令说：“现在我们回家，谁也不许回头再看，谁也不许回家后乱说，起步走！”于是我们满怀恐惧快步沿原路往回家的方向跑。
后来我很偶然地在一本史料上看到：凤凰山煤矿始建于1970年春，历时三年，总投资90万元，但采煤不到一百吨，后因凤凰山实在没有开采价值停办煤矿。当时的人们不敢说任何话，史料也不给那场灾难记载更多的原因，这让我更加在难以释怀中觉得那是豁湖永远的谜团。在王育老师的呵护下我们赶紧离开了现场，对于那起需要忘记的煤矿坍塌事故，我们只能把它封锁在记忆深处。像中国历史上尚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也不能解开一样，我们只能让时间继续侵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