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并不坐，拉过中士说：“小李子，门也认清了，这是你桑老师，这是你师母，看清楚了，你去忙你的吧。你把大哥大随身带着，我啥时叫你，啥时你来接。别跟你那小鸽子玩忘形了，误了我的事。”
中士连声答应，转身出了门。
“东升，啥时候学会变魔术了？”
东升坐下来，“车已经上了牌子，小李子是专职司机。原想买个半旧的上海玩一玩，这一当政协常委，身份不一样了。换了这辆新桑塔纳，耽搁了一个月时间，要不，我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你们。”
我担忧道：“东升，涉及军队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这话是啥意思？”
“冒充军人，可不是小事。”
“桑塬，你也太小看人了。”东升说，“这种事我怎么能去干？别说现在咱也算是个有身份的人，坑蒙拐骗的事，十年前我也没干过。这个小李子不是假的，车上的军牌也不是假的。你咋会想到这个岔道上！”
妻打圆场道：“桑塬跟你开玩笑呢！那小李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就知是个真的。”
东升解释说：“如今这社会，不好混，凡事都得备七八个心眼。有车的人不多是不是；不多，别人心里就不平，交警、公安、保安，专爱找私人车的麻烦，一看咱是农二哥，肯定抡起快刀宰。我的司机是军人，车牌又是军队的，出点小问题，谁敢扣咱的车？”
我还有点将信将疑，“这事就那么容易办？”
“容易？鸡巴容易！我又没个将军舅爷，靠关系咱根本办不成。这是撞在枪口上的便宜，不捡白不捡。铁路局南边伊河路有个兵工厂，做服装的，想用一用围墙外面和大街之间的空地修个店面，对外出售军服什么的，找到我要给个方便。我提的条件就是给个军牌，配个司机。其实，这事能办成算是侥幸，我哪里不明白军队欺不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懂，他们要占，我也只能干瞪眼，军工厂不比铁路局，咱懂，不能跟人家耍横的。所以，我才说这事办成是运气。”
我还是不大明白：“你们生产队难道还有土地所有权？”
“鸡巴权。见缝扎针，打擦边球。六十条说得明白，解放后土地都归国有。国家是啥？先前公社大队就是国家。各个单位征地，都和大队签字画押，合同地契就留在大队了。这些地又不是有零有整划出去的，剩下的边边角角，日子一久，都想占了。咱有十几个农民，这地就属于咱。农民活命靠啥？靠地呗。他要盖房，咱不让他盖，闹出事情，官司打到京城咱也占理。国家总不能让咱这十几号农民饿死吧？”
“这里面还真有学问！”我不由得叹道，“这部电话，恐怕也是用这些边角地换的吧？”
东升得意地笑了笑：“我爹在世时，常对我说，精一门手艺，就能吃遍天下。你靠行医吃饭，弟妹靠脚下功夫吃饭，我只能靠地吃饭。一马平川的地，靠的是侍弄，会种瓜得瓜，会种豆得豆，有的家养猪兴，有的家养鸡发。这一圈到城里，什么都不灵了。外国城市还准养狗，这里狗也不能养的。说起生产队，城里人一想，不是鸡鸣狗叫，就是萝卜青，青凌凌。我这生产队，这十八般武艺都吃不开了。开始想着没地了，做别的文章，办过草帽工厂，干两年，草帽不兴了。后来又做茶壶塞儿，又做两年，不灵了，为啥？高压水壶满街都是。想做别的吧，哪有力量和城里人竞争。走投无路，转回来又琢磨这地，没想还真整出点名堂了。那一次在铁路局门口见你，正和铁路局服务公司较劲。他们想修店面，招呼也不打一个，当我张东升是个二百五呀？在这块地皮上混了几十年，绝过食，请过愿，使过绊子耍过横，次次都赢。那边我让人推墙，这边我去找铁路局局长，把当年的征地合同朝桌上一摆，让他看着办。没过几天，服务公司经理去找我了。结果他答应安排我两个远房亲戚到他的公司上班。后来一想，还不解气，就让他们给你安了这部电话。我说你是我们生产队聘的高级顾问，理上就说得过去了。”
妻说：“张队长，桑塬点子还真不少，当个顾问，对他搞研究也有好处。”
我心里暗自叫苦，又不好再拒绝，只是咬着牙白了妻子一眼。
东升说：“弟妹说得对。桑塬提醒我要靠生产队三个字发达，果真就有那个意思了。边边角角的地，总有用完的时候，那时该咋办？梁部长那次去视察，指示我要把目光放远一些，要做城市新农民，把生产队磨成一颗中原明珠。如今我才后悔当年书读少了。桑塬随便一出手，我张东升就变成一个人物了，这才叫能人。”
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只好顺水推舟了：“这是什么话，你我朋友多年，在一个城市，相互照应一下，也该。”
东升眨巴眨巴眼睛，突然伸手捣了我一拳：“谁不想扑腾出点大名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朱元璋打天下，没有刘伯温，行吗？那块地这一两年不准备卖了，没有地还能叫什么生产队，没有生产队咱就当不了典型。当了典型，就能贷来款干大事。我琢磨好了，拆掉我现在队部的两幢两层楼，盖一座农民娱乐城。市里已经答应优先保证这个项目的贷款，我已经让省设计院设计图纸了。等这事办成了，再卖那块地。不管啥时卖，这钱都有你桑塬百分之十。”
“我不会要你这些钱的。”
“咋！”东升瞪起牛眼，“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要不我给你留个字据，你这样说话我可要恼你了。”
“张队长，”妻给东升剥了一支香蕉，“其实，你有这份心意也就够了，给得太多，我们怕担待不起。”
没想到东升竟动了感情，喘了几口气道：“我在监狱里，什么恶人没见过？这些年，那些年，什么险恶没见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出狱后这十几年，我苦挣苦挨，为的是什么。我有了钱，还是什么也不是。本来，我打算就这么活球一辈子算啦，你们拉了我一把，党籍问题有人过问了，被冤坐牢的事也有人过问了。没有今天，我就是成了亿万富翁，也是个劳改释放犯。桑塬，你说这能是钱可以买的吗？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如今成了典型、政协常委，才有这个合法洗刷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是谁给的？是你桑塬，我要是忘了这一点，我还是我爹掂球做的吗？”东升呜呜地抽咽起来。
我发现我低估了那几年冤狱给东升带来的伤害。东升这种表现，有极大的普遍性。一个生命的正常流程被扭曲后，只要这生命的细流没有中止，它的力量根本没有消耗掉，一旦时机成熟，它就要以合适的方式显示自己。从这一刻起，我把东升当成一个病人看待了。我不知道能为他做些什么。即便要做，也要等我知道了东升全部的心灵伤痕后才能决定。我拍拍他的肩头说：“东升，把肚里想倒的东西都倒出来吧。”
东升鼻子一嗡一嗡，号啕一阵，突然骂道：“操他妈！”
接着，他如泣如诉地讲述起来。他在戈壁滩为了入党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他在牢里搞同性恋的隐私；他出狱后得到白鹤庄的最高权力时的步步血痕，都使我惊悸。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并不是没见过更深重的苦难。我一直认为，消灭生命并不是最残酷的。我需要一批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东升的经历，放在当代中国，它有极高的典型性。正因为我发现了这一点，我才感到悲凉，他毕竟是我的朋友。
中午吃饭时，妻教会了东升怎样打领带。
妻说：“嫂子读过大学，怎么没教你。”
东升说：“她整天想的就是拔牙，又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读的大学，咋会日弄领带。我让她辞职开诊所，你猜她怎么说？她说这样可以备个万一。哪里有这么多万一？我张东升总不能老走背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