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华人，主要是在莫斯科经商的华人，并且以浙商为主，是以在伊斯梅洛沃市场做批发生意的浙商为主。
伊斯梅洛沃市场还有一个名字，因为发音接近一只蚂蚁，所以中国人喜欢叫这个市场为一只蚂蚁市场。在2008年之前，这里是所有华商的大本营。走进这个市场，你根本感觉不到这是在国外。就像我，一度以为这是在中国某个城市的某个小商品市场。
商品与人一样，多，而且杂。有时，商品与人一样，与蚂蚁一样，多，而且杂。
鞋子、裤子、袜子、帽子……羊毛衫、羊绒衫、羊毛毯、羊毛袋……雨伞、雨衣、饰物、饰品……皆是中国制造，应有尽有。但这真的是在莫斯科，在一只蚂蚁。
当然，事实上，我们到莫斯科时是在2009年的初冬。这时的一只蚂蚁是冷清的。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一只蚂蚁被人杀死了。
年6月29日。
这一天的莫斯科是灰蒙蒙的一片，太阳一整天都没有出来。我面对的这些老乡们一说到这一天，眉头都拧紧了。他们的眉头一紧，我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又一个深不可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只蚂蚁被杀死了。
杀死一只蚂蚁的人是卢日科夫，是莫斯科市的市长大人。
这一天，莫斯科市的市长卢日科夫开始举起一把大马刀，这把锐利的马刀砍向了一只蚂蚁。卢日科夫是用嘴巴举起这把明晃晃的刀的，他的嘴巴一动，刀就举了起来，这把刀亮了一下，铮铮有声，那便是——让中国人和越南人都去休息吧。
莫斯科政府采用的是古龙笔下的刀法，谁也看不出是怎么出的手，所以谁也没有看见这只蚂蚁断为两截，也没有看见这只蚂蚁血花四溅，只是大家都知道这只蚂蚁已经死翘翘了。死在蚂蚁肚子里的是成千上万中国商人的心血。
他们是我的老乡，诸暨老乡，义乌老乡，浙江老乡，还有，中国老乡。
钟开山是个麻子，矮矮胖胖的麻子，他是我在莫斯科的第三个采访对象，是的，也是诸暨人。
对于钟开山来讲，这一天让他活着远远比让他死了来得更难过更难熬。对于钟开山脸上的麻子来讲，这一天已经让它们不再有了跳动的力气，尽管他脸上的麻子是因为会跳动而出名的。
这个莫斯科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是莫斯科的“城中之城”，有着200多公顷的地盘，经营服装、玩具、皮货和鞋的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有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印度人，以及独联体各国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只蚂蚁的心脏。就是这么大的蚂蚁，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风声，却突然被杀死了，被关闭了，先是以违反环境卫生规定为由要临时关闭检查，然后就成了永远的回忆了。从这一天开始，一只蚂蚁市场就成了钟开山的回忆对象。
当然不只钟开山一个，诸暨人蒋万福、哈尔滨人韩大生、杭州人林成都、义乌人毛桂平……很多，多到可以说不计其数，多到只要听到是中国的商人，只要是华商，开口就是一只蚂蚁的非正常死亡。
一只蚂蚁的非正常死亡对于中国商人来说，不是一万块两万块的事儿，都是成百上千万元的损失。因为中国的商人一般都在市场内租了仓库，也就是说，摊位连同仓库一下子全被封了，这样一来，除了出来一个光溜溜的人之外，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外地人。
确切地说，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外国人！
钟开山与蒋万福讲到这些的时候，眼神黯淡，眉头紧锁。我看见他们的面前有烟雾晃过，然后我听见一声又一声的咳嗽声跳出来，我顿了顿，辨了辨，才发现，这些咳嗽声有的是从他们两人的喉咙里冒出来，而有些却是从我的喉咙里跳将出来的。
钟开山与蒋万福是会抽烟的，会抽烟的人咳嗽了。
我是不会抽烟的，不会抽烟的人也咳嗽了。
拨开这些沉重与冒着咳嗽声的烟雾，我觉得，应该稍微聊一聊轻松点的话题。生存的压力太过沉重，我们即便是采访，同样应该怀有对生存艰辛本身的一种敬畏。所以，我觉得适当聊聊轻松的生活也是我们启智他人的一种智慧吧，我想，就从最轻松的方面开始，比如俄罗斯的生活，比如俄罗斯的景区，比如俄罗斯的美女，采访男人嘛，说说俄罗斯美女多好，这些应该是呆了几年的中国老乡们感兴趣的吧，或者至少是生活在俄罗斯几年了的老乡们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可是，正在我要打开这些话匣子，往里面放点轻松的佐料时，贾狂潮制止了我。贾狂潮用一句很粗俗的话将我制止了。
贾狂潮说，小如，你怎么搞的，你正在采访一只蚂蚁市场的关闭对中国人伤害的情况，这是我们这本书最最最重要的内容啊，你怎么又去问什么美女啊旅游啊什么了？
我一下子有点无语了，正想张嘴申辩时，贾狂潮又给了我一枪，这一枪砰的一声将我打倒在地，你不会是想去什么景点玩吧，告诉你，不采访好，我不会安排你们去玩的。我们的书要紧，我们的正事要紧！
我要说，从我写文章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对我如此说话的人。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他们都会给予我应有的尊重，我一度觉得当个作家真好，没钱没关系，至少活得有尊严。可是今天，颜面扫地不说，我成了贾狂潮眼中的脚下皮，可以随时踩我一脚。有钱就了不起么，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么？我霍地站了起来，然后对着贾狂潮认真地看了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说，贾总，请你对我们的采访有点最起码的尊重可以么？
说完这句话，我径直去了厕所。看着这个很中国的厕所，我发现自己当初坐上飞机时仅有的一点新奇感觉完全没有了，于是，我朝小便池里狠狠地尿了一泡尿。听着小便狂奔而去的声音，我想，这时候的贾狂潮一定呆若木鸡了，一定傻在那里了吧。
说实话，我大小也是这个县作协的副主席，尽管只是名义上叫叫的。
主席是李大荣，李大荣就是县作协的老板。为什么说他是老板，因为这个县作协跟一般的私营企业毫无两样，主席就是老板，其他人基本都是不管事的，确切地说是没权力管事的。李大荣拉了一批人，然后注册了作家协会，于是他就成了作协的老板，虽然叫法上是主席。
作协在县级市没有常驻机构，谁先注册谁就是主席了。这一点我是到了作协以后才知道的。但我现在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我大小是个副主席，哪怕是名义上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我出去为人家写稿子总是能受人尊敬的，人家一口一个吉老师，一个一个老师辛苦了，这样的话我还是很受用，我觉得知识分子就是这点好，钱虽然没有，但至少受人尊敬。
直到碰到贾狂潮，我才发现，有钱可以抵御一切。
直到碰到贾狂潮，我才发现，钱可以暴力到将一个人的人格肆意践踏。
直到碰到贾狂潮，我才发现，原来人的多面性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表现出来。
在离开诸暨这个县城前，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有多么不愿意到俄罗斯，贾狂潮有多么担心我不肯成行。贾狂潮说，吉老师，这事你一定能帮我，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大家都知道你的文笔好，你得去。
我当然不会听他的，我只是为李大荣工作。只是李大荣拼命地做我思想工作，我就不得已了，同意了，但同意的前提是我不讨厌贾狂潮，至少那时我不讨厌他，或者说我不是太讨厌他。彼此只见过几面，没有任何深的来往，更没有物质上的交易。那时候，他叫我吉老师，上飞机后，他叫我吉小如，现在他叫我小如。这样的称谓，似乎越来越亲切，如果是放在两个谈恋爱的人身上。
可是，事实呢？
离开厕所时，我想，这时候的贾狂潮一定呆若木鸡了，一定傻在那里了吧。可是，我错了，我完全错了，我从厕所出来时发现，贾狂潮正和几个中国老乡聊得不亦乐乎。我听见贾狂潮的声音很高亢，贾狂潮说，我现在不一样了，前几年与你们一起做生意感觉不太行，我现在搞文学了，你们看牢，这本书出来，全国肯定要大轰动的，有可能全世界都要轰动，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更是中国与俄罗斯的事情！你们等着，我现在已经是诸暨县作协的副主席了，马上我们诸暨县都要全国有名，都要引起国际重视。
我摸了摸我的肚子，确定是有反胃的迹象。我奔回了厕所，在厕所里，我才想起来，李大荣一直没有看见，这个想封谁为副主席就封谁为副主席的人到哪儿去了。
我听见，有啊哦啊哦的声音从我喉咙深处狂奔出来，我明白，这就是干呕，一声，又一声，一声又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