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之故也。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来，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要遵循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的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首先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作宣传。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
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显然都是一伙的。后来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入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铆”上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且与孙、黄等有隙，应还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当卧底了。
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20世纪苏联的克格勃、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或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夔丞到戴笠，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侍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们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们来说，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的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一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地莞尔一笑。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为应做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 job）。巡查长的公开职责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委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从应处查获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了一个叫作《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甚至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作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1913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异。
[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多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百分之六十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看到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最近出版物，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的出版品，读者可参阅《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64-145页，“刺杀宋教仁案”）
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3月21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者中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国民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中山还有个想法——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不可行。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1895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以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1907），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委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人以柄，让袁世凯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因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奇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袁氏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了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亿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便迫不及待地于4月27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意在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只有四省反对借款；而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