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唐德刚
在20世纪初，1913（民国二年）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儿子袁克定和汪拜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精卫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徵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的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徵祥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3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实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
不重用之就杀之
在1912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教仁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
[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搅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谁杀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3月20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的。很多人认为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如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访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处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做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世凯，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入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在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所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所以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却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词，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遯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第459页，引《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美、英等国家，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袁世凯的“水门案”和“江南案”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世凯得报，乃连电程都督彻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陈英所接收的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世凯。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严查，查明之后，发现却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下属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
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叛徒”刘宜良（江南），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
女儿城的故事
再者，我们根据三千年来的中国史书和八十年来的实例，知道最高当局、大独裁者，尤其是袁、蒋这样的独裁领袖，他们有意杀人，都不会动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们只需皱皱眉头，自然就有聪明人知道其意义何在。佛经上有个故事说，某次灵山大会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叶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这种智者的本领，洋人叫作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国古典政治学里则叫作“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济南府，乃问起古书里有关齐国女儿城的故事，随行的大臣都大掉其书袋，以自表博学，只有一位大太监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尽搜女儿城中的美女，来替皇上伴宿。此事为皇后侦知，就前来闹场，被丈夫踢了一脚。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认为“哪个猫儿不沾腥”，拒绝主持正义。乾隆爷自己也认为他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仪天下”，就把她“废”掉了。（故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
这种有read his mind本领的聪明人，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说他能体谅领袖苦心，这体谅二字，便是一针见血的经验之谈。可是真正的忠臣，体谅领袖苦心之后，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果为了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即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是自掘坟墓了。
宋至死未尝疑袁
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所以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大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和“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作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1913年3月22日《民立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婉。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1913年5月4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猝毙，胡为乎而然哉？你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纵在美国，肯尼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肯尼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