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
邵建
1954年8月间，寓居纽约的胡适和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吴国桢发生了一次书信冲突。信中，胡适严厉地批评从台湾来的吴国桢“没有政治感”，同时也“缺乏道德感”。而吴国桢在回信中也直接指出胡适“是听了一面之词”，并表示“我很抱歉要与一个朋友持不同看法”。胡吴二人的信件，虽然只一个回合，但却显示了同样是曾经留美也同样是认同自由主义的两位不同人士（一位学界的，一位政界的）之间的价值冲突。这次冲突中，胡适是主动的、发难式的，吴国桢则相对被动，他更多是在作自我抗辩。冲突的焦点，是对大洋对岸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而导致冲突的原因则是先此发生的“吴国桢事件”。因此，胡吴间的冲突首先要从吴国桢说起。
一、吴国桢其人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除了留美背景和胡适一样外，他和胡适都是通过清华考试留美的。其不同者，胡适没有在清华读过一天书，他是提前一个月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清华的出洋考试，结果全榜七十名，胡适以勉强及格的分数（五十九分多）考中第五十五名。用胡适自己的话：“我很挨近榜尾了。”吴国桢是在南开中学读的初中，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1917年不足十四岁的他考上清华高中，和罗隆基同级。在清华读了四年后，毕业考试及格，就直接赴美读书。胡适比吴国桢早到美国十一年，出于生计和实用的考虑，他先读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一年后转入该校文学院，读政治、哲学、经济等。1915年，因对杜威哲学的兴趣，又转到常春藤盟校的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哲学。吴国桢赴美前就听从一位美籍教授的劝告，放弃了美东的常春藤盟校而选择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大学读经济，两年后毕业，吴也转向美东的普林斯顿大学直攻政治学博士学位。对政治感兴趣是胡吴的共同特点，不过，胡适的政治兴趣始终是业余段位，而吴国桢则是因兴趣而变成专业。由于他热衷美国宪法，最初博士论文的选题就是“美国宪法中的总统”。可是，他的导师后来又要他做“中国政治思想”，因此，后来吴是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题目获得了该大学政治系的博士，但博士学位却是哲学的。这一点和写中国古代哲学的胡适在学位上又相同了。有趣的是，胡适虽然比吴国桢大十二岁，又早到美国读书十一年，但博士学位却比吴国桢迟拿一年。吴国桢是1926年拿到学位回国的。胡适因为1917年急于回北大做教授而放弃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因此，要到1927年胡适乘便赴美时补交了十年前该交的论文，才完成自己的学位手续。
在胡吴种种同与不同之中，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若干年的在美国生活的经历，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都欣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都受过英美自由主义的熏陶，都认同美国宪政下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且都愿意把这种品质的制度移植到中国，甚至也都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在不同的领域内做出过不同的努力——尽管他们是上下两代人。
然而，在胡吴的种种同与不同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同，胡适一生关心政治而几乎不从事政治。除了抗战因“国家征调”当了四年左右的驻美大使外，后半生所当的两次各四年左右的官：北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都不是政官，而是学官。终其生，胡适是个学人，不是官人。吴国桢则相反，博士出身的他，长期以来，不但是个官人，而且是国民党的政要。如果浏览一下他的从政经历，应该说是很显赫的。回国四五年后，还不到三十岁，便从汉口市的土地局局长，先后升迁为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和汉口市市长，其间还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抗战时任重庆市市长，后又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市长。1949年底，国民党大陆失利，吴国桢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一直到1953年离台赴美。
也就是在吴国桢到美国后的第二年，一个学人，一个官人，发生了一次书信纠纷。学人批官人，批的到底是什么呢？
二、与蒋氏父子的冲突
胡适批吴国桢，并不是因为吴是国民党的高官，替国民党做了那么多事；而是批他和蒋介石闹翻后来到美国却反过来揭发自己的“国家”。
身为“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和蒋介石闹翻似乎又有着某种必然。吴国桢毕竟留美出身，美国的民治理念在他和胡适身上都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胡适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能做的，就是在舆论领域宣扬民主，就这一点而言，胡适坚持了一生。吴国桢是政官，有实际权力，他可以在自己的政辖内，有限度地进行民主的实际操作。1949年底，吴国桢接任“台湾省主席”时，其施政纲领有四条，其中第二条“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第四条则“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1]吴国桢是这样说的，多少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说1928年后国民党搞“训政”，美其名曰训练国民从事实际政治的能力；那么，放到1952年的吴国桢那里，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为了迎接台湾省的第二次市县长和市县议会的选举，吴国桢启动了一项培训计划，即在台北建立一个培训学校，轮番培训从各区选出的民众代表。每次培训是三天，在三天内，要教会这些代表组成民主基础的所有原则以及如何进行自由选举。这个任务是庞大的、繁重的，从它的实际实施到1953年吴国桢被迫离台，尚未全部完成。“现在想来，我开始明白，”晚年的吴国桢回忆说，“也许正是这个培训计划是蒋介石与我最后决裂的主要原因，他或许认为，我是在谋求自己的组织与权力，而那确实远非我的本意。”[2]
如果上述还是吴国桢一面之词的话，那么，导致吴国桢向蒋介石辞去“省主席”职务的缘由还是和选举事件有关。
（一）胁迫选举的大规模逮捕
1952年10月，吴国桢巡视全岛回到台北，大批台湾当地人要求与吴见面。这些人面谈的居然都是一个问题，即他们的亲友不知犯了何罪就被逮捕了。身为“保安司令”的吴立即打电话给自己属下的警务处处长，对方回答：他没有签发过逮捕令，那是“中央政府”颁布了一个围捕“流氓”的新法令，那些人是因此而被捕的。
吴又召见自己的下属、“保安副司令”彭孟缉，他是台湾秘密特务总头领蒋经国的亲信（1950年蒋介石在“总统”办公室之下建立一个“资料组”，实为一个特务组织，它由蒋经国一手控制）。吴责问彭是谁抓的人，彭回答说是台湾的各个特务系统。吴追问抓人是否有证据，彭给予肯定的回答。于是，吴要求对方立即提供证据。然而，“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要求让出三天时间再呈上证据，因为这次抓人数量实在太多，多达九百九十八人。吴国桢不让，结果一小时后，来人只能带来一个很小的公文包，里面只有三四人的证据。责问之下，来人推说证据还在各个系统的特务手中。吴不依不饶，下令要求各个系统的特务次日下午把证据全部送交到“省政府办公室”。
次日，各个系统的特务头子以及彭孟缉等人都与会，所有的证据都带来了，也几乎没有证据。近千人的案子，顶多只有十来个案卷。吴下令三天之内甄别所有的指控，如果没有证据就放人。三天后，吴的属下报告，只有十八人有轻微的不良行为，如在公共场合酗酒吵架。吴指示，将那十八人移交法院，其余立即释放。
下过指令的吴国桢接着就去巡访澎湖列岛了，第五天才回来。他本以为问题早已解决，然而报告的人说，一个人也没有释放。吴立即打电话问责彭孟缉，彭推说，我们已经传达了你的口头指示，但没有收到你的书面命令。吴国桢勃然大怒：你们抓人时没有我的命令，口头的书面的都没有，为什么放人却要我的书面命令？既然要，马上给。吴国桢立即草拟了一道命令送达，因此，除了十八人外，其他人于当晚悉数释放。
彭孟缉是吴国桢的直接属下，可是他敢于对顶头上司阳奉阴违，完全是因为有蒋经国在背后撑腰。蒋吴之间类似的冲突已有多起，一个是特务首领，一个是“保安司令”，前者根据政治需要抓人，后者强调抓人需要证据，冲突自然发生。由于吴是“保安司令”，按吴的说法，抓人是属于自己管辖的事，而蒋私自闯入了他的领地。就这个事件而言，这完全是蒋经国操纵的。那九百九十八人（除少数外），非但不是流氓，而且都是各地民众领袖。逮捕他们是一种威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迫使他们按国民党的意愿投票。而这些人作为对国民党候选人可能构成威胁的反对派，或被捕，或受恫吓，尽管人最后被放了出来，但蒋经国的目的也达到了。逮捕就是一种表白，谁投票反对国民党，绝没有好下场。果然，选举开始后，除台北市市长由前任连任外，其他都是国民党候选人以压倒多数获胜。
因此，放了人的吴国桢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当时，他的妻子从美国回来，第一句话就说他面有愁容，而他也向妻子表示，这个“省主席”自己当不下去了。[3]
（二）“基隆市议员绑架事件”
事情并没有结束。紧接而来的情况和前面几乎同一性质。市县长选举完毕后，便是市县议会会长的选举。当吴国桢想了解一下各地选举进程时，基隆的情况让他很是吃惊。当天议会开会时，居然没有一个议员到场。原来，有两个议员遭特务绑架，被单独囚禁在某个旅馆里已经两天了。而特务这样做的目的，和前面一样，是想通过绑架，逼迫其他议员选举国民党指定的人为议长。
愤怒的吴国桢又是立即打电话给彭孟缉，指责他玩忽职守，警告说，要么你立即将绑架议员的那个特务解职，要么自己将被迫采取其他措施。这个措施就是吴给基隆市市长下命令，让他带着警察亲自去解救那两位议员，如果遇到反抗，可以将有关人抓起来，必要时可以格杀勿论。市长当然大吃一惊。两小时后，彭孟缉报告，人放出来了吴打电话向市长落实，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吴下达了第二道命令：马上召集所有议员开会，立即选举议长。选完后，亲自将那两个议员送到自己的办公室。当晚，基隆市市长把那两个议员送至吴国桢处。吴又是同时询问，又是个别谈话，但没有一人告诉他，他们是被谁抓的，两人分明都吓坏了。尽管吴一再劝他们别怕，自己能保护他们；他们还是不说，显然，两人都认为吴的保护不起作用。不但如此这两人还反过来说：人既恢复自由，也就不必再追究什么了。吴知道他们是怕特务报复。
吴当然不愿善罢甘休，当他从其他特务那里获悉事情是谁干的时，便把彭孟缉召进自己的办公室，要求他扣押负责绑架的那个人，将其开除公职并听候进一步的调查与处分。彭又要求吴国桢给书面命令，吴同样给了他。彭当晚回答吴，命令已经执行。于是吴指示基隆市市长，就此事彻底调查。然而，两天后，那位市长请求终止调查，因为特务方面不仅没有扣押那位责任人，反而给他升了官。吴彻底恼怒了，追问彭孟缉是谁让这么干的，彭拿出了蒋介石的手令。[4]
当天，吴就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蒋予以退还。吴国桢接着又上了一份，蒋却批给吴一个月的病假，让他休息休息。
吴国桢与蒋介石的冲突，主要来自他与蒋经国的不合，后者让吴感到“我失去了许多权力”，并且吴也反对蒋经国从苏联学来的那一套，什么军队政治化、特务政治、以共产主义的方式对付共产主义等。而蒋介石失去大陆后，不但不知汲取教训，锐意改革，并且纵容蒋经国所为，甚至放给他更多更大的权力。因此，当吴确认蒋家父子走上“一人控党，一党控政，以政治控制军队，以特务控制人民”时，[5]更兼感到自己只是个空架子，于是，他决意退出游戏。在收到蒋介石批假后，吴回信：自己将去日月潭养病，除非自己的辞职获批，否则不会回来。
在养病期间，一起未遂的车祸事件，使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所为，台湾对自己来说已是凶险之地，于是，在宋美龄的作用下，吴国桢以养病并接受母校赠予荣誉博士为由，于1953年5月24日离台赴美。
三、“诧怪”的胡适和初始的态度
胡适和吴国桢差不多就是两代人，尽管都留学美国过，但交往并不多。1946年暌别国土九载的胡适乘船回国，吴时为上海市市长，对胡适尽过地主之谊。当时胡适在吴淞口未能及时进港，直到次日才有船来接，上岸后径去市政府，因此，当日日记中载有“受市政府吴国桢先生的招待”。这是胡适踏上国土后的第一顿饭，不知道他是否印象深刻。[6]1952年11月，寓居美国的胡适第一次返台，在他与陈诚等政要的会面的照片中，吴国桢就在他的右身后。吴国桢此番来美，鉴于胡适的特殊的地位和声望，也少不了和他联系。来到美国一个月后，吴国桢从纽约给胡适打电话，要去拜访。电话中胡适表示自己的地方太小、太热，还是自己去看他。这是1953年的6月28日，胡适去同吴氏夫妇谈了三个钟头。这三个钟头都谈了些什么呢？胡适日记并不详细：“他们谈的话，使我十分诧怪。吴太太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深信上帝保佑我们，胡先生是无神论者，他也许不相信。’”记了这一段后，胡适补了一句“我所谓‘使我十分诧怪’，当然是指他们的话的一部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