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话使胡适感到“诧怪”？今天不能确切得知。但可肯定，吴国桢会向胡适诉说他在台湾的遭遇以及为什么来美，而这一切无疑出乎胡适意料。胡适信不信呢，在胡适日记中是含糊的。“诧怪”就是一个含糊而未置可否的词。
然而，“诧怪”的胡适最终不能容忍吴国桢，是有一个过程的。自1954年初吴国桢因个人原因（相传他离台时套汇五十万美元存入美国银行）开始和蒋介石公开翻脸时，毋宁说胡适对发难前期的他还是认同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1954年2月间，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会议”议题是改选正副“总统”。胡适回台与会。远在美国的吴国桢于2月27日专门上书给“国民大会”，并分别致函蒋介石和胡适之，就此信作相关说明。在上“国民大会”书中，吴国桢痛陈台湾当局专制之弊并提出应该立即采取的六项措施。信末，吴国桢要求大会讨论该文同时在台湾各报发表。在给胡适的信中，吴国桢附上此文并请他从中帮忙，曰：“兹谨将原稿附上。但国民代表大会能否讨论，须烦先生便中一催。”[8]在这封公开信中，吴国桢把台湾问题归结为六点：
（一）一党专政。
（二）军队之内，有党组织及政治部。
（三）特务横行。
（四）人权无保障。
（五）言论之不自由。
（六）思想控制。
而他提出的相对应的六条建议是：
（一）彻底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即反对把国库当党库）。
（二）撤销军中党组织及政治部。
（三）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即限制之）。
（四）公开接受无辜被捕者亲友之控诉以保障人权。
（五）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何以不能自由。
（六）撤销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9]
吴国桢的信“国民大会主席团”收到后做过讨论，形成的决议是“不予受理”，但决定把此决议连同吴的来函一并印发给每位代表。至于吴在台湾公开发表该信的要求，“因其内容严重损及政府形象，国民大会主席团对此文发表与否，分为两派，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这时胡适发挥了他的作用，大会最后“终于接受胡适之的意见，于3月11日在台湾各地报纸全文发表”。[10]
显然，胡适不是因为受吴国桢之托而帮忙，而是出于对吴笔下台湾状况的某种认同。还是在吴国桢1953年尚未赴美之前，第一次返台的胡适在离台前一晚赴蒋介石的送行晚宴上，就对蒋介石“说一点逆耳的话”。胡适说的是什么呢？在他当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11]如果说这是胡适在私人场合当着蒋的面有话直说，那么，在公开场合胡适则会换一种方式，即以一种幽默而机智的方式反话正说。当他第一次返台后，美国《时代》周刊有过评价性的报道，报道中说：“在台湾，胡适呼吁要新闻界更大的争论和批评的自由，他揶揄引用了报刊文章中的一句话：‘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一人享有言论自由。’”[12]其实，就是胡适一人的言论自由也是有限的，比如以上胡适对蒋介石的一席话，只能在私下说，它是无法上传到公共领域中去的。不过，威权体制和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多少还存在着发表一定意见包括政治反对意见的空间，上述吴国桢的檄文式的信能够在台发表，多少也说明一些问题。
4月份，胡适离台返美，临行前，他对吴国桢的公开信表示过这样一个态度：“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加以拒绝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13]
胡适说话有高度的技巧。陶希圣曾评论：胡适说话既能很好地适应每一次谈话的场合，同时又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同样，唐德刚也认为，胡适说话在高度技巧的情况下，却是有什么说什么。这里便是一例。吴的公开信公开后，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的声讨自不待言，就连当时台湾的两所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全体教授”也披挂上阵，联名发表文章，对吴国桢的“叛国”行径群起而攻之。针对吴国桢“言论不自由”的批评，以台大教授毛子水为首签名的抗议书中说：“在自由中国之内，人人享有基本的自由如信仰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这是铁的事实。吴君说自由中国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实与事实不符我国并无新闻检查制度，出版的刊物我们看见的有一百余种，都可畅所欲言，吴君恶意攻击的原函，也可在报上发表，就是一个证明。”[14]这段话除最后一句因某种特殊原因多少可以成为“证明”的话，台大教授们不知是否知道，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人的天赋自由之一，而当时台湾的言论自由（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显然不是天赋的，而是政府默准的。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让你言论自由，也可以让你言论不自由。在政府有权干涉言论的情况下，言论即使是自由的，也应视之为没有言论自由。因此，吴国桢的批评没错，而台大教授群体哪怕是在某种势力的策动下反控吴国桢，这样的言论表述，也令人感到不堪。连大学知识分子都介入了对吴国桢的围剿，足见当时情形之一斑。然而，在这样的情形下，胡适上述讲话把吴国桢的批判口吻变成了正面诱导，它以“假使”为切口（这样不至刺激当局），暗中却默认吴信中提出的内容都是些“根本问题”。只是，这些根本问题在吴国桢那里是炸药在胡适这里却转换成可以对社会有益的改革的药方。这是地地道道的胡适的言论方式，从中也可见胡适对吴国桢事件的态度。
1954年4月5日，是胡适离台返美的日子。在台北松山机场，面对记者问及对这里还有什么希望时，胡适留下了起飞前的最后的话：“我希望更进一步实施宪政。我们这部宪法很不错，尤其是第二章第八至第十八条规定（关于人民权利之规定）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如果规规矩矩照着去做，结果一定非常的好，我认为无条件的自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15]宪政、权利、自由，胡适的话和吴国桢的公开信，一个是批判，一个是希望，但其思路乃至用词并无什么不同，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毋宁是呼应的。
回到美国后的胡适于当月就写信给吴国桢约其见面。如果说十个月前，是来到纽约的吴主动打电话给胡适，这次胡适的主动和迫切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胡吴于4月17日在美国最小的州罗得岛州见了面，两人晤谈的时间长达八小时左右，而且直到深夜。这八小时都谈了些什么，胡适那边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倒是在吴国桢给胡适的信以及他晚年的口述中，尚可得知一些零碎的内容。吴说：“那时胡博士刚从台湾回来，我们谈了八个多小时。他问我，当我在那里时，台湾政治犯的人数是多少，我说我计算是一万到一万两千人。然后他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我叫道：‘真的吗？’他说：‘是的，你的数字也许不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遭监禁的军事人员。’我承认这有可能。”[16]这是吴国桢的单边叙事，如果属实的话，似乎胡适对台湾的政情比吴国桢还清楚，而且对它的恶化比吴国桢估计也更充分。只是，他为什么行色匆匆地要找吴国桢，难道就是要落实这个数字吗？除此之外，两人还谈了哪些内容，是不是还衔有什么特别使命，比如劝吴不要再攻击台湾，这些都已无案可稽了。可以确定的是，胡吴会晤在表面上至少不是非友好的，尽管胡适对吴的有些话感到不诚实，并且反感，同时亦有所批评（说他“没有政治感”），但直到这时为止，他们之间尚无冲突发生。
四、太平洋那边的风波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按吴国桢自己的说法，1954年4月中旬，蒋介石派吴的旧识刘文岛到美国去劝吴，台北不再攻击吴，吴这边也停火，于是这场隔洋大战便偃旗息鼓。[17]台北的举措应该也与胡适有关。当时台湾当局对吴国桢在美国发难，先是希望息事宁人，后来则动员舆论攻击，“终则循胡适之的建议而停止攻击。胡氏认为吴国桢在美国并无新闻价值，他的言论不会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如政府根本不重视其言行，不予置理，移时即如李宗仁之下场一样，无人理睬，今则动员全台湾党政军民，对吴围剿，反而提高其身价。”[18]然而就在台湾方面偃旗不久，因为吴国桢的一篇文章，胡适自己却披挂上阵了。本来一场当局与个人的隔洋大战，赓续成了胡吴两人在太平洋那边的风波。
冲突的发生，缘于吴国桢于1954年6月在美国Look杂志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写给美国人的文章《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篇文章的大要已由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杨金荣先生汉译过来）。吴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告诉美国公民：
（一）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蒋介石已让他的儿子蒋经国做他的继承人且将大部分权力转让给他。
蒋经国已完全控制了执政的国民党，完全控制了军队，并力求把它完全变为个人权力的工具。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他快速建立起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极权模式的权威，他甚至模仿希特勒的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的青年团，而建立起青年反共救国团。
（二）秘密警察
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我们一直有秘密警察在运作。……他们会毫无证据……进入某一办公室，手持转轮手枪，对桌子后面受惊吓的人说：“你是王某吗？”说完拖起人就走。我曾释放过这样的囚犯。到1950年底，我甚至从蒋介石那儿得到命令，逮捕民众只要民警许可就行了。
（三）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
独裁者致力于建立秘密警察和控制军队，操纵选举和破坏司法程序，这些还刚刚开始。今天，控制青年人思想与心灵、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计划正在实施中。……惹怒或冒犯台湾当局者的报纸被迫暂停出版，记者和撰稿人经常被打入牢房。台湾的报纸现在只为国民党的政党路线服务。
因此，“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三十至四十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台湾和美国的纳税人都在为青年团、秘密警察、国民党和其他权威机构买单，他们当然不知道这一点。”[19]
吴国桢的文章6月13日刊出，其时，胡适、梅贻琦这两位北大、清华的校长正在前南开大学校长何廉之纽黑文的家中做客，那一天他们将要出席晚上耶鲁大学举办的庆祝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在耶鲁毕业一百周年的纪念会，胡适还将在会上有演讲。是何廉把吴的文章拿给了胡适，按胡适给吴国桢信中的说法，“你的母校校长发觉它不真实到令人厌恶的程度，以至他根本读不下去”。而“第二个星期我拿起来读，而我也发觉不可能读下去”。
读不下去也得读。胡适不仅读了，还有所动作，并且很激烈。针对吴国桢的信胡适有两项举措：（一）8月3日，发信给吴，对其痛加谴责；（二）8月16日，也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肃清吴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给吴的信中，胡适劈头就说：“当今年4月间我与你作差不多八小时的长谈的时候，我曾经说：‘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政治感（Political Sense）。’现在我不得不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Commom Sense），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Moral Sense）。’”（以下再引则注为《胡信》）[20]
什么叫“没有政治感”？吴国桢是一个政治家（为国民党服务那么多年，也难免没有政客的成分），他难道不比一介书生的胡适更懂政治？而且，吴国桢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脱离他几个月前“上国民大会书”的框架，为什么胡适对同一内容的不同文本却态度两样呢？这倒需要索引一下胡适自己未加说明的“政治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