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你的编辑部里现在有几个人？”他笑着问我：“你猜猜？”我说我猜不出来。他竖起一根手指在我眼前晃一下，然后指向他自己。我大吃一惊：“就你一个人！”他说：“从约稿到编排，跑印刷所，校小样，看大样，印出来再捆包、邮寄。”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事情干起来就由不得你了。”我说：“还有收订户，开收据，管钱管账，读者来信……”他打断我说：“那些事统由我的夫人包办。”
很难相信，眼前这位温文尔雅仪表堂堂的绅士，竟是一个连踢带打“拼命三郎”式的单干户，一个人支撑起一份拥有数万读者的《观察》周刊。我一向钦佩敢于承担重任、超越极限、创造辉煌的人，我愿意跟这样的人共事。我问他：“我去有地方住吗？”他说：“很抱歉，暂时只能在我那办公室兼宿舍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屋里给你加一个小床。”我说：我还有家眷和一个小孩子。他拍拍脑袋说：“哎呀，我这么笨，没想到这个。”又说：“实在对不起，只能等我换个大点的房子再请你去了。”我说：“没关系，你能路途下车来看我，素昧平生就要托以重任，太高看我了。”他说：“我们认识了，总是有缘，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一起干。”他看看表，匆匆告别，叫一辆洋车往车站赶火车去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此时民盟中央正在筹办《光明日报》，经孙承佩推荐，聘我为驻天津记者。1950年，民盟在天津建立地方组织，民盟中央又把我从《光明日报》调回天津，当民盟的专职工作人员。
1953年，《光明日报》由民盟中央的机关报改为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章伯钧为社长，储安平为总编辑。民盟中央的同志告诉我储安平是民盟盟员，又被发展入九三学社，并成为九三的中央委员。他当《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各民主党派共同商定的。
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储安平来信，他说知道我曾在《光明日报工作，他现在正接手组建新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因人手不足，拟请吾兄屈就”，等等客气话。他还记得六年前对我的许诺。我为他的诚实、守信所感动。尽管当时我已不可能再操旧业，我还是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
反右派斗争中，他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定为极右分子，并且与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等并列为八个只摘帽不改正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果，后又失踪，寻找多年，不知所终。
久违了，朱养民先生
范泓
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朱养民这个人可能实在是有点陌生。
虽然朱养民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应全国政协的邀请访问过大陆，并在人民大会堂作过一次公开演讲，但知道他的人还是太少了。笔者在做有关雷震及《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研究时，发现“朱一鸣”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以及雷震的笔下与信中，因而引起了我的一点关注。朱一鸣，即朱养民。《自由中国》半月刊自1957年4月1日起，至1960年9月4日被迫停刊，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曾刊发过针对国民党当局在台湾顽固推行“一党专政”而倡言组建“反对党”的文章共计三十篇，其中第一篇《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第十六卷第七期）就出自朱养民的手笔。此后，身在异域的朱养民一连写了七篇论述“反对党”的文章，成了这一期《自由中国》半月刊最为重要的一位作者。《自由中国》的主持人雷震先生与朱养民曾经通信数年，却从未有过谋面的机会。然而，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互相鼓励，后来已到了“交心的程度”，这在雷震先生晚年的朋友中却是不多见的。
朱养民，字伴耘，别号一鸣。生于1917年，祖籍安徽泾县，寄籍湖北武汉。幼年时因痛恨贪官污吏，所以自励长大成人之后，一定做一个好官。于是“在学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考取以蒋老先生为校长，专门培育各种官员的中央政治学校”。1942年，他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随即入外交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任驻丹麦大使馆秘书。1949年后，江山易帜，蒋介石退守台湾，丹麦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大使馆随即遭遣散，所有馆员各奔其程。稍后，朱养民即以“政治难民”身份偕妻儿移民美国。初到美国，住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全靠原机关发给的遣散费，维持家计，其生活艰苦，可想而知。后来在华人社区内开办一家小型杂货店，生意尚称不错，生活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但以朱养民的心志而言，长此以往，殊非所愿。于是他自励人生，重修语文、物理、化学，以图上进之道。他曾谦逊地说：“为了前途，我改行从大学念起，花了十年的时间，在美京乔治·华盛顿大学混了一个微生物免疫学的博士。”1967年毕业时，恰好已年满半百，其坚强毅力，学而不辍的精神，令人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