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姑母一家每年在夏天从海盐来上海避暑，在老宅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我还隐约记得每当他们全家来住时，我们总在二楼的楼梯间吃饭，把那只中间镶嵌绿色瓷砖的餐桌四面的半圆形板翻起来，形成一张大圆桌，大家坐了济济一桌，我就只能在旁边的小凳上吃饭了。祖姑母张元淑小祖父两岁，适海盐冯氏，有两子，我称他们为大伯伯和二伯伯。祖姑丈去世很早，我从未见过。不幸的是她的两个儿子也去世很早，留下两位寡居的媳妇陪伴左右。那时候上海的酱园大多为海盐人所经营，冯万通酱园就是他们家开设的。大伯伯仅留下一子冯之盛，他是个十分老实正派的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校长，晚年终老于上海的一所养老院。二伯伯有四子两女。冯家在海盐算得上是乡绅人家，家中仆人丫环成群。一次我回上海，父亲在回忆往事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小丫环与一年轻仆人相好，被二伯伯得知后竟严刑拷打，以示家规之威严。其实这对小青年谈恋爱也并无越轨之处，越是拷打，情意越发坚定。小丫环说：“我死也跟定他了。”此话一出，那位二伯伯居然命令将这对苦命人捆绑在一起，迫害致死。数千年封建主义的残酷性，可见于这活生生的事件之中。二伯伯的四个儿子居然竟无一善终，也算怪事。老大幼年得伤寒夭折；老二因嫖娼，钱财花尽而自杀；老三在抗战时去参加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队，被新四军击毙；唯一成材的老四冯之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在同济大学任教，“文革”初期被打入“牛棚”，1968年刚“解放”没有几天，出差去武汉，竟在东湖因船翻沉而溺水身亡。这四位表兄中，我对第三位尚有一丝模糊的印象，他比我大很多，好像他曾在老宅的楼梯间里陪我搭过积木。四表兄冯之椿仅长我一岁，比较熟识。后来发现瑞骅也认识他，50年代出差来北京时，四表兄还曾来过我们家。二伯伯的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出生后不久就送给了人家。另一个是表姐冯之榴，留学美国，与丈夫黄葆同于解放初回国，来北京时我们曾在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现在他们是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教授，2001年夫妇双双庆祝了八十寿辰。冯家在海盐的住宅是一栋二层三进的走马堂楼，后面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名绮园。1937年日寇入侵时，海盐县城受到很大破坏，几处古典园林全部毁于战火，或在混乱中被洗劫殆尽。唯独冯氏住宅被日寇占用，因而未被焚毁。现在仅存的第三进，是海盐的工艺美术展览馆，前面两进因拓宽马路而被拆除。绮园占地不大，但造园构思精巧，显得非常幽深，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浙江省一个有名的旅游景点。在一本中国古典园林的大型丛书中，绮园竟和苏州的许多著名园林同被选入该书，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了。
经常来的亲戚还有许多，如父亲的堂兄、祥保姊姊和庆弟的父亲张树源，我称他源伯。他是学铁路工程的，所以常年在铁路上工作，很少回来。此外还有祖母的内侄和内侄女，海盐的张氏族人等，但我对他们都没有太深的印象了。
1987年，我和祥保姊姊和庆弟去踏访了那童年的梦。老宅售去之后，新主人曾把它改造成方方正正的三层楼，没有了尖顶和八角窗，原有的风格荡然无存。此后又被日伪特务潘达强占，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窟。后来曾听人说潘达住在那里时，在楼下听戏、唱昆曲，佯装风雅，而在楼上则设有秘密刑讯室，后面那幽雅的花园竟成了枪毙地下工作者和埋死尸的地方。我们去踏访的时候，那栋楼是一个单位的宿舍，几乎每一间房里都住了一家人。那昔日明亮的楼梯间里搭起了一个小屋，原本很有气派的楼梯已被小屋挡得看不见了。楼梯间的栏杆上都挂满了瓶瓶罐罐，甚至破藤椅、旧板凳。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老宅已变得那么阴暗破旧，显得那么疲惫，不堪重负。至于那记忆中的花园、草地、大雪松，早就丧失了它们生存的空间。楼前原本是草地的地方，已浇灌了混凝土，搭起了小平房。至于屋后先前那片池水和假山而后来又成杀人魔窟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寻访。1995年，老宅因辟通武宁南路工程的需要而拆除。那年12月，父亲在新辟的马路边照了一张相寄给我，照片的背后写着：“我所站之处大致就是昔日老宅里大客厅的位置。”1996年我去上海时，在曾经是老宅的地方，见到的是宽阔的马路和三角形的绿化地带，透出了大上海阔步迈向21世纪的清新气氛。于是，老宅真正仅仅存于记忆之中了。
2002年，作者在出生的石库门小楼前留影。
弟弟喜欢拍摄上海的老房子，每当知道哪个地段即将拆除，就尽量赶在拆除前去拍摄一些照片，留下大上海昔日的身影。2002年他找到我出生的景福里，在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的一条很狭小的马路张家宅路内。根据他所拍摄的照片和九十六岁高龄的父亲的记忆，断定当年外婆家住的是该弄内第三栋楼，即如今的69号。那是一栋老式的两层石库门房子，在上海城市改造的热潮中行将消亡。2002年的深秋我和清清去上海，弟弟带我们去踏访那栋我未曾相识而却见证了我的出生的石库门小楼，并在标有“69号”门牌的黑漆大门前摄影留念。
那时，老楼已显得形孤影单了，在它周围的房屋已大部拆除，留下大片瓦砾。后门口有几个老妇在门外摘绿豆芽、聊家常。当问及他们是否将搬迁时，他们回答说：“早晚要搬。”但生活照常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他们大多是在解放初期搬进来的，现在楼内上上下下一共住了十户人家。从外朝里望，只见光线昏暗的室内堆满了杂物。当问及这里以前是否叫景福里，他们都答不上来。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头，拄着拐杖。他说曾听说这条弄堂以前叫景福里，但他搬来时已经不叫这个名称了。当问及是否知道以前曾有一家姓葛的人家住在这里，则都摇头称不知。是啊，哪里再去找七十多年前的住户呢？往事渐渐地都将被尘封、被遗忘。如果不是弟弟的拍照兴趣，我也不会知道我的出生地究系何处。那栋老旧的石库门小楼，在萧瑟的深秋，散发着一丝忧伤。我下次再去上海时，它肯定已经无处可觅，也就和极司非尔路40号一样，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河东河西
简杨
从鄂北随县大洪山区发源，大富水河汇集了几十条支流，蜿蜒曲折近二百公里，流经京山、应城、天门等县，由汉北河流入汉江，最后汇入长江。所经之处，冈冲交接，土壤肥沃，许多平凡的人们在这里耕作繁衍。我先生就出生在河边的一个村庄里。
十几年前的一个春节，我第一次和先生回他的老家。在一座老屋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公公。他干净的衣服上打着整齐的补丁，见了我们，话没出口，已经微笑起来。安顿停当之后，先生就要带我去看河。公公听了，无声地笑笑，笑容里似乎有种歉意。也许是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觉得那条河不值一看。
从屋子的后门出去，我们走上了一条河堤。在纵横交错的绿色小麦和金黄油菜之间，缓缓流动着一条清澈的河。这就是大富水了。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我们来到河边。几十年前，这里曾是一个忙碌的码头。那时大富水尚能通航，人们曾从这里把货物搬上商船，送往汉口及全国各地。码头建在河流的拐弯处，还能缓冲洪水期急流对河岸的侵蚀。后来时代变迁，大富水航运萧条，经过几十年的河水冲刷，码头只剩下了一个数丈长的纺锤形水泥基石，只有村里的妇女们还会在此洗衣洗菜。
在河的西岸，停泊着一条陈旧的渡船，先生喊了一声，渡船就朝我们移来。上了渡船，我才注意到，船用一个铁环挂在一条横跨两岸的钢丝上。船并没有桨。船夫一牵动钢丝，船就在河上滑动。站在船上，我感到大富水沉稳平静，仿佛已经停滞了，也像被时光遗忘了。
住在岸边的人，与河的缓慢相反，说话动作都十分快。我公公却做事悠悠缓缓，非常仔细，偶尔说些什么，也是轻言慢语。那年春节见三个儿子都回到家里，公公非常高兴。他总在忙着，很少解下身上的那条围裙。除了一日三餐，他还变着花样为大家做小吃，汤圆、水酒、豆皮、荠菜卷子……不忙时便坐在一张小椅子上，听儿子们天南海北地聊天，脸上现出满足的神情。有回先生正和弟弟们说得热闹，看见我公公坐在门口正微微笑着，便逗他道：“爸爸，汉口的馄饨放不放辣椒？”公公听了嘿嘿地笑。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公公有次到汉口去看儿子，回到村里也没对人讲，直到有天在摊子上喝馄饨时才突然说了一句：“汉口的馄饨不放辣椒。”众人一问，这才知道他出了次远门，到汉口的大学里绕了一遭，便纷纷问他汉口好不好玩。事情传回到家里，儿子们就常常和他打趣。
公公是个普通农民，一生最骄傲的事情就是三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不会再像他那样辛苦劳作，靠天吃饭。他的家乡到处是水，除了那条大富水河，还有无数池塘港湾。风调雨顺时，收成不错，可那样的年成并不多，大多情况下不是旱就是涝。大富水中下游由于河道弯曲，流速滞缓，一到雨季，便洪水泛滥。1949年后，政府大兴水利，仅从1970年到1977年的几年间，就有数十万劳力被投入到大富水河上游的水库建设和下游的疏通改道。
1970年夏，大富水河上游的高关水库上马，政府组织了七万农民开往京山筑坝。农民们吃住在工地，肩挑车拉，连续十个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间连春节都没有回家。为了不耽误插早稻的季节，工程抢在次年4月竣工。农民们离开工地回家的那天，有的背着行李，有的推着小木车，浩浩荡荡，几万人的长龙绵延了一百多里。当走在最前面的人到达县城时，最后面的才刚刚从工地动身。我先生后来说，当他父亲十个月后从高关回来时，家里养的一条老狗一下认出了主人，激动地冲了上去，又舔又叫。几个月后，大坝出现了滑坡，不得不再次重建。四万农民包括我公公又一次应征去了高关，一去四个月。当我读到那段县史时，由于想到了那条狗见到公公时的情形，官方几行简单的记载对我有了个人意义。我仿佛看到了逶迤的人流在村路上蜿蜒蠕动，一个瘦削的身影突然在暮色中出现在老屋的门前，一个刚刚记事的孩子呆呆地望着站在门口的父亲……
那一天，在大富水河的两岸，有多少农家都经历了这样一幕。而如今，数万农民的形象只被浓缩在县史的几句话中了。联产承包后，当农民要用高关的水灌溉农田时，却要上缴不菲的水费。进入90年代后，像国内的很多水库一样，高关变成了旅游点度假村，与农民建坝时的期待更远了。
如果有人问公公这样的农民这辈子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很茫然，不会认为自己和惊天动地有什么关系。
90年代中，我先生要离开国内了，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老家。两个弟弟也赶回了家中。公公还是不怎么说话，见成了年的儿子们仍像小时候一样没大没小亲密无间，只满意地眯着眼睛笑。我先生和弟弟们喜欢玩一种地方牌戏，常叫着我听来莫名其妙的牌语。公公有次问我先生：你都去北京了，怎么还喜欢玩这个东西？大概他觉得儿子已经不是农民，就不应该再喜欢土东西了。可每当听到乡邻夸儿子们有出息没架子时，公公总是非常高兴。
我们回到北京后，公公放心不下，由大弟陪着，又来北京为我们送行。那是他出门最远的一次。北京的一切，自然比汉口的馄饨让他更有历险的感受。而北美那片遥远的土地，则让他充满了恐惧。在雍和宫的佛像前，他虔诚地跪下，连连磕头，求佛保佑儿子一家平安。大弟是受过教育的新派人，看着公公那样就忍不住发笑，但公公朝他皱了眉，又继续磕。公公还向佛恳求，如果有三长两短，就让他承着，不要发生在孩子们身上。
公公没受过教育，没见过世面，一生卑微沉默，三个儿子就是他的希望。到儿子们长大成人后，他却撒手而去，没有给他们任何机会回报，只留给他们无尽的痛苦回忆。他到离开人世时都不见得知道，没有他，儿子们谁也不会走那么远。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儿子们。
去年夏天，我和女儿回国探亲。大弟带着自己的孩子，也陪我们一起回到了老家。老屋因长年无人居住，门前长满了荆棘。屋里由于空气潮湿，墙皮早已剥蚀不堪。昔日一家人坐着聊天的堂屋已被亲戚堆满了杂物，光线从屋顶漏了进来，兄弟三人在门上写下的童言也褪色难辨。只有以前盛放剩米饭的竹器，还依然悬在发黑的房梁上。大弟指着被堵住的一扇扇门，给孩子们细细讲述哪是他们兄弟三人读书睡觉的地方，从哪儿出去就是那间昏暗的厨房，在哪儿又养过耕地的黄牛……我像十几年前第一次走进这间老屋时一样，心中又一次深深震动。一位农民和三个农家子的顽强的梦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萌芽的。
出了老屋，我们来到了大富水旁。两岸依然一片青绿，水流得还是那么缓慢，像静止着一样。渡船也依然停在西岸，虽然更破旧了，但仍在等待。
一切似乎都没有变。然而那个昔日在岸边的码头，已快泊在河的中央了。这些年来，在河水沉稳却不懈的冲击之下，河道不断向东迁移，东岸的码头也随之向河心缓缓移去。也许再过十几年，它真会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话，停靠在西岸了。一直在给孩子们讲述往事的大弟，看着渡口渐渐沉默起来。我也异常伤感，不知该对孩子们说些什么，只有和大弟一起沉默。其实距离上一次的全家团聚，只过去了十几年，然而时间就像过了一个世纪，已是人事皆非。像那个水泥码头一样，我们再也找不回昔日的东岸了。
寄自加拿大
林泉老屋
张洪浩
我们那个村子有一个不错的名字：林泉。我们村原来的确是有林又有泉的，我小的时候，那个百十来户的小村，前有一条澄澈的小河，背靠一片莽苍苍的松柞混合林，风水似乎颇佳。但是后来，因为整修大寨田，林子被整没了，那泉也渐渐萎缩到了苟延残喘的份儿上。现在的小村，交通倒是发达了许多，西傍一条老态龙钟的旧公路，东临一条青春年少的高速路，但要谈到林与泉，则不免尴尬了。在高速公路乘车行驶，每当临近我们那个小村，我总要向它投去凝神的一瞥。远远看去，失去了林子卫护的它，就像是一张置放在田畴间的棋盘，小得令人心疼。我熟悉它整齐的方形的格局，在车子驶过的一瞬间，我还能数出它有限的几条街道来。一条，两条，三条……一共七条街道。而我还知道，就在那中间的一条街上，有一幢老屋，居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现在，它空着。
